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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raders Unplugged(youtube.com)· Kevin Coldiron·· 1 天前品質評分58

中國不是崩潰,而是衰敗 | Logan Wright | Ideas Lab [第55集]

中國不是崩潰,而是衰敗 | Logan Wright | Ideas Lab [第55集]

重點導讀

Logan Wright 主張中國經濟正在衰敗而非崩潰,他梳理銀行出資的信用擴張與地方政府誘因如何造成路徑依賴式的過度投資,並指出難以置信的 5% GDP 成長率掩蓋了日本式的資產負債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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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Rhodium Group 合夥人 Logan Wright 主張,中國經濟不會戲劇性崩潰,而是漫長而緩慢的衰敗,因為北京已失去過去用來因應景氣下行的財政與金融工具。這場對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套論證的「管線」上:2008 年的刺激方案如何繞過預算、改由銀行體系輸血;影子銀行如何壯大、又在 2017 至 2018 年間遭到擠壓;地方政府為何過度投資;以及為何官方 GDP 數字難以與通縮和疲弱的信用擴張相互對照。至於本集標題所指向的貿易與去風險化討論,反而要到最後三分之一才登場。

Wright 的論據來自他在北京與香港生活、工作約二十年的經驗,以及他的著作《Broken China》;本集由 Ideas Lab 系列主持人 Kevin Coldiron 與談。讀者讀完應該能建立一套機制模型,理解為何信用成長從約 18% 降到約 5%,比任何單一資料發布都更關鍵;同時也該掌握 Wright 那個仍有爭議的主張:中國的實質成長遠低於官方公佈的 5%。

真正的緊箍咒是財政能力,不是貨幣政策

Wright 的核心論點是:中國的麻煩不在於抽象意義上的政策工具不足,而是財政政策的最後一哩路走不通。由於中國經濟以投資為主導、以國有及地方政府為借款主體,而這些借款人的營運現金流又偏弱,信用創造就成了經濟活動的傳導機制。一旦信用成長放緩,財政收入會同步受到侵蝕,因為土地出讓與產出型稅收都依賴同一股投資流量。

他給了具體數字:2003 至 2016 年信用成長平均約 18%,2017 至 2024 年約 9%,目前則在 5% 左右。含土地出讓的財政收入自 2019 年以來大致持平,赤字卻持續擴大。銀行體系資產約 74 兆美元,相當於全球 GDP 的六成左右,而整個體系獲利能力薄弱,除了靠保留盈餘之外,很難進行資本重建。

「那就是衰敗。不是危機,也不是崩潰,是衰敗。」

日本經驗的對照被提出來,Wright 把它講得更細緻,而不是照單全收。Richard Koo 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邏輯,前提是日本企業的營運現金流為正,這讓它們還債成為理性選擇,也讓貨幣政策失效。Wright 認為中國企業沒有這樣的現金流,因此日本那條修復路徑未必走得通。他也主張,把中國龐大的海外資產拿來變現,對國內銀行的資本重建沒有幫助,因為這些外匯早已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轉換成國內貨幣;真正的瓶頸是國內資產受損,而不是準備金不足。

2008 年的刺激由銀行出資,而這個選擇影響深遠

Wright 從單一銀行體系依預算配發貸款的年代說起,歷經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的投資潮、朱鎔基擔任人行行長時一次升息十個百分點,再到 1990 年代末的不良貸款問題。1998 至 2003 年的紓困案打消了接近 20% 的銀行體系資產,總成本約佔 GDP 的 50%,部分設計用意是引進外資與外國管理團隊,為改革提供正當性。中國最後是靠成長走出困境,因為當時資本存量太低,幾乎任何投資都有生產力。

關鍵決策發生在 2008 年。四兆元人民幣的刺激規模約佔 GDP 的 10%,但資金是透過銀行體系而非財政支出挹注。Wright 解釋了後果:若走財政出資,債務會被鎖在政府資產負債表上;改由銀行出資,則鬆綁了信用額度,讓地方政府得以大幅擴張,實際上把北京綁為人質。他提到自己曾問一位中國高階官員:潛在成長率約 8%,景氣高峰會衝到 14%、谷底會掉到 5%,為何 2009 年的成長目標非得訂在 8%?對方回答:「如果我們說五是目標,全黨上下真的會以為是零。」這些誤差是刻意偏向更多信用、更多投資那一邊的。

地方政府的誘因把投資變成產能過剩

稅制獎勵的是產出,不是利潤。中國課徵大量加值稅、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後來併入加值稅),而家戶消費稅與個人所得稅佔比極低。加值稅由中央與地方五五分帳,地方官員因此競相把愈多附加價值留在自己轄區內——把製造商蓋起來,再把供貨給它的供應商也蓋起來。主持人形容這種誘因實質上等同對總產出課稅,Wright 予以認同,即使營業稅已於 2014 至 2015 年前後逐步併入加值稅。

資金端則進一步強化這個結構。縣級銀行實際上扮演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機構,多數情況下,經營這些銀行的人員直接來自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是同一樁交易的一部分,在轄區內買地、創造就業與產出。Wright 對市場心理的觀察是:即使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看到這張交織著利益與灰色收入的網,也會得出房價只會漲、國家在每個階段都非撐住房市不可的結論。

影子銀行在 2017 至 2018 年被擠壓,資金風險變成信用風險

Wright 稱 2012 至 2016 年金融體系的轉型,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最被低估的環節之一,而且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最早在 2018 年一份名為《Credit and Credibility》的報告中談到這件事。前後對比如下:

構面2012 年2016 年
資金來源穩定的存款,來自貿易順差的資金流入邊際資金來自理財產品與資產抵押商業本票
邊際借款人國有企業,效率相對較差房地產開發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第三方資產管理機構
資金環境穩定波動劇烈,受匯率變動與股市暴起暴落衝擊

北京擔心資產負債錯配引發美式擠兌,於是透過貨幣緊縮加上監管工具,把理財產品拉回資產負債表內。Wright 認為執行手法相當高明,但結果是把負債端的風險換成了信用風險。經濟中大約一半的借款人失去信用管道,違約風險由邊陲向核心層層蔓延:

timeline
    title 信用風險由邊陲向核心蔓延
    2018 : 個人對個人借貸平臺接連倒閉
    2019 : 小型銀行對非銀行機構放款出事,包商銀行與錦州銀行
    2020 : 信託公司對開發商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放款,上海出現抗議
    2021 : 房地產開發商違約
    2022 : 個人房貸開始承壓
    2023 : 地方政府需要債務展期紓困

隨著違約風險成真,信用需求隨之崩塌:放款方不願借錢給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民營企業也不願在通縮環境中舉債。Wright 提到,錄音前約兩個月有一筆 3,000 億元人民幣(依他的換算約 540 億美元)的銀行資本重建,他預期對信用成長只有邊際效果。他也解釋為何真正的好銀行/壞銀行重組不會發生:對外,這會逼出一場公開爭論——不良貸款率到底是 5% 還是 15%——牽涉數兆元的打消;對內,地方政府沒有誘因揭露壞資產藏在哪裡,除非北京承諾全部埋單。他說,統計數字與審計結果在中國政治裡的作用,更像是訊號釋放機制,而不是對金融狀況的精確描述。

北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 GDP 資料

Wright 對官方數字的反駁,兼具行為面與統計面。書的開頭寫習近平 2024 年 9 月的甘肅行,他在當地看到地方官員領不到薪水、公車路線停駛、社會服務崩解。隨後是一連串刺激嘗試、人行降息、股市支援工具、政治局喊出非常規支援,以及看起來像 10 兆元人民幣的地方債務置換——而同期成長率恰好精準命中 5% 的目標。Wright 說,要不是北京對自家經濟的實況一無所知,就是這些資料沒有反映實況。

他的統計論證是:2014 至 2019 年間,GDP 數列穩定得離譜,不可能是真的;2022 年以來,相對於房市調整的幅度,成長又強得不合理。他點出當中的矛盾:三年實質成長 5%,同時卻有三年通縮、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接近 1.5%、政策利率 1.25%、CPI 為負。Rhodium 的做法是押注支出面組成的資訊含量高於生產面數字,並以先驗假設建立估計值;這些估計與官方支出面 GDP 差距甚大,卻更吻合投資驟降、貿易失衡擴大與通縮的現實。

他對「另有一套帳」的說法相當謹慎。他不認為存在第二套符合 SNA 規範的國民所得帳——編製一套就已經是艱鉅工程。北京的反應是質性的,再輔以農村失業通報之類的指標。他認為最有用的數列是金融體系資料,因為在一個以投資為主導、又沒有大額營運現金流的經濟體裡,信用放緩在機制上就意味著投資放緩。被問到疲弱資料是否動搖中國的 AI 野心時,他說他不確定,並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事後對模型輸出施加審查,而不是資料本身。

出口暴衝是國內放緩的症狀

Wright 重新框架「中國衝擊」。貿易與產業政策是其中一部分,但真正的驅動力是國內放緩:它製造通縮壓力、壓低實質匯率——他說無論名目匯率怎麼走,實質匯率四年來已貶值約 20%。新興市場的競爭比的是價格,市佔率自然跟著低價走。過去在國內住宅營建中找到最終需求的產業生態系,如今必須到海外找需求,同時仍持續獲得國有體系提供的信用,而這套體系的設計初衷就是防止產出崩塌。

他反對把當前情況類比為過去新興經濟體的「自然升級」,理由有二:國內需求沒有成長;而中國持續在低端競爭,因為政治經濟結構不允許那些企業破產。他引用粗略的總量數字——中國約佔全球投資的 26%、全球消費的 12%——言下之意是,一個國家成長的速度只能和它的客戶一樣快,除非它取代客戶自己的投資。這帶出他最尖銳的重新框架:西方把全球失衡當成暫時性問題、調整一下就會消失;中國則把失衡的擴大當成成長策略的一部分,而它提出的解方只有一個——增加中國對外投資。

西方手上的籌碼比它正在使用的多

Wright 認為挑戰的性質已經改變:現在的威脅是去工業化突破韌性紅線,而不是中國超越美國的系統性對抗。無論中國 GDP 是美國的 60%、70% 還是 90%,它都不會達到 150% 或 200%,所以政策問題該是怎麼改變中國在供應鏈武器化上的行為,而不是怎麼打贏一場長期成長競賽。他的處方是 G7 集體行動:隨著時間推移,需求端的管制會愈來愈有份量,因為中國無法創造國內需求;而中國供給面的籌碼則會逐步減弱。

他稱這本書是樂觀的,並描繪了許多可能的未來,包括有管理的脫鉤或緩和。寫於 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的後記,談的是「解放日」之後那段時期:當時本可協調出一致回應,美國卻對盟友出手和對中國一樣重,白白犧牲了籌碼。他指出,錄音前約 15 個月,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相當寬鬆,但如今來自歐洲與開發中經濟體的反彈正在增加。他也堅持未來是有條件的:2000 年代初的軌跡在 2010 年代被大幅改寫,若北京調整得更快,可能性會更多。

本集未解的張力在於:Wright 的衰敗論與籌碼論,在政策上指向相反方向。如果中國比宣傳的更虛弱,緊急圍堵的理由就減弱;如果它正在輸出自身的失衡,緊急防禦的理由就增強。Wright 落在後者,但讀者得自行判斷:他的信心有多少建立在「實質成長遠低於 5%」這個仍有爭議的主張上——他也承認,只要沒有人公佈另一套數列,這個主張永遠不會被證明對或錯。值得持續追蹤的是:歐洲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會不會從象徵性走向實質性;以及他筆下那些零星的銀行資本重建,是否終究只是邊際效果。

來源: Top Traders Unplugged (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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