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美元在未來二十年仍將是主導貨幣 | Gita Gopinath | FO585 Raj Shamani
為何美元在未來二十年仍將是主導貨幣 | Gita Gopinath | FO585 Raj Shamani
IMF 的 Gita Gopinath 解析貨幣創造與美元霸權,但她的結論是:這個時代真正的故事是一場「豪賭」——AI 投資掩蓋了不斷累積的債務、關稅與地緣政治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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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a Gopinath 是哈佛教授、IMF 前首席經濟學家。她的論點是:全球經濟之所以還能撐住,全靠 AI 投資熱潮抵銷了關稅與地緣政治的傷害;而一旦 AI 估值修正,美國很可能因此陷入衰退。她與主持人 Raj Shamani 對談約 100 分鐘,內容橫跨貨幣與央行實際如何運作、為何政府債務是她最擔心的風險、美元為何至少還能稱霸 20 年,以及印度必須解決哪些問題才能搶下供應鏈生意。節目標題以「貨幣如何被創造」為主軸,說得通但偏窄:印鈔與通膨只佔前三分之一,其餘談的是債務、AI、中國、印度,以及 IMF 對巴基斯坦的貸款。
Gopinath 對串起這些線索的位置再合適不過——她曾執掌 IMF 研究部門,如今在哈佛任教,而且沒有 IMF 官員必須謹守的外交身分後,話說得比任內自由得多。讀者應該帶走的是她提出的具體數字與判斷:美國通膨目標 2%,印度是 4% ±2%;美國聯邦債務接近 GDP 的 100%,日本約 230%;美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從約 2.5% 升到 5%;2026 年全球 AI 資本支出約 1 兆美元。還有她對中國、「大賭局」與「認知投降」的直白評語。
全球經濟是一場「大賭局」,目前剛好打平
Gopinath 的分析框架是:兩股龐大力量朝相反方向拉扯,恰好互相抵銷。一邊是 AI 超級迴圈,另一邊是地緣政治——關稅、伊朗戰爭、能源價格上漲。2025 與 2026 年的全球總體成長率,看起來和 2024 年、也就是這些事情都還沒發生時的預測差不多。她說這種表面的平靜是騙人的:「我們身處一個什麼都變了、卻又好像什麼都沒變的世界。」這種穩定,是贏家暴賺、輸家重傷平均出來的結果,並非全面體質穩健。
底下的分佈差距極為懸殊。搭上 AI 供應鏈的國家——她點名臺灣與南韓——成長率大約是正常水準的兩倍,「就像印度原本成長 7%,突然變成 14%。」中東經濟體,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不只伊朗,都因能源與衝突效應被下修。美國則大致符合預期或略優於預期,關稅是拖累,AI 是助力。
她說這是一場賭局,因為世界從未如此緊密整合(貿易佔全球 GDP 比重史上最高),但權力卻比冷戰時期更分散——美國、緊追在後的中國,加上印度等有實力的中型強權。AI 安全毫無協調,她還提到錄影當時聯合國大會正在開會,但預料在這件事上不會有任何進展。骰子已經擲出,目前都落在好點上,但「我們冒的是極大的風險。」
「我們完全身處這場賭局之中。我們就像在擲骰子。整個世界現在都在擲骰子。」
AI 一旦修正,美國很可能陷入衰退
Gopinath 直言,她預期 AI 估值會修正,只是抓不準時機。她的核心論證是算術問題:這個產業競爭極度激烈,而光是 2026 年全球投入 AI 的資金就接近 1 兆美元,很難看出這些實驗室與公司要如何賺到足以回收資本的利潤。她另外點出三條具體的出事管道:現有 GPU 汰換速度太快,迫使資料中心整批換機;發生真正的資安事件,而非只是危言聳聽;以及公開市場上已經看得到的迴圈融資。
她認為迴圈融資正是風險外溢的機制。上市公司輝達把錢投進 AI 實驗室,實驗室再拿這筆錢買輝達的晶片。只要任何一家實驗室倒下,輝達就會受牽連。除此之外,金融體繫有一大塊——她點名 BlackRock 與 Apollo——落在銀行監理範圍之外,外界對其資產負債表的能見度有限,也看不清它們與 AI 迴圈、與銀行之間的牽連有多深。她明確類比 2008 年:Ben Bernanke 曾說次貸只是小問題,但證券化把它擴散到整個體系,最後冰山一角就讓整艘船沉了。
至於總體後果,她說得很直接:股市大幅修正會讓美國成長率掉到零或略為負值——也就是衰退,但若純粹是市場因素驅動,衰退應該不長。麻煩在於,AI 熱潮本身正透過財富效果與消費支撐美國經濟,也就是說,那個掩蓋地緣政治傷害的抵銷力量,恰恰是最禁不起反轉的一環。
| AI 迴圈的風險管道 | Gopinath 的說法 |
|---|---|
| 資本支出與報酬 | 2026 年全球 AI 投資約 1 兆美元,利潤如何回收仍不明朗 |
| 迴圈融資 | 輝達投資實驗室,實驗室回頭買輝達晶片;一家出事兩邊都中 |
| 晶片汰換 | 新晶片可能迫使資料中心現有 GPU 全面換機 |
| 資安事件 | 真正的資安事故(而非威脅敘事)是現實風險 |
| 影子金融 | BlackRock、Apollo 等不在銀行監理之內,壓力浮現前看不清連帶關係 |
債務是慢火悶燒的風險,而且已燒到先進經濟體
Gopinath 說,真正讓她擔心的是政府債務,不是佔據新聞版面的關稅與戰爭。全球債務預計兩年內就會達到 GDP 的 100%——大約是二戰剛結束時的水準,而當年是歷經大規模擴張才走到那個數字。改變的是,問題已從新興市場轉移到先進經濟體。英國目前的債務水準已高到市場幾乎不給餘地:任何支出超出預期的訊息,都會讓利率大幅波動。法國正走上同一條路。美國還沒到那個地步,仍享有最大的信任紅利,但令人憂心的是它的軌跡。
市場為何還沒恐慌,她的框架裡有具體答案:全球人口正在老化,四、五十、六十歲的人儲蓄最多,因此有一大池全球儲蓄在吸收政府公債的供給。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和平時期債務創新高,利率卻沒有衝上天。但利率終究動了——美國 10 年期殖利率從約 2.5% 升到 5%。她把當前時刻定調為壓低債務的視窗期,正因為現在看起來還不危險。
她不願給出「何時會變危險」的日期。這取決於成長(如果 AI 帶來生產力爆發,「我們全都會處在很好的位置」),也取決於各國政府是否負責任地控制支出。她指出的觸發點是另一場重大危機,迫使政府再度大舉支出——例如美國陷入衰退,讓赤字從約 GDP 的 6.5% 衝到 10%。由於美國的借款是全球利率的基礎,美國利率走高會往上傳導到所有人:「我的債,你的問題。」在削減支出之前,她預期各國政府會先嘗試金融壓抑——強迫銀行多持有政府公債,並把儲蓄導離民間信用。
對於「一旦利息支出超過軍費,國家就完蛋」這種流行說法,她抱持懷疑,稱之為「一個非常特定的指標」,也不以為然那些根據羅馬或鄂圖曼「兩千年間的三個資料點」建構的論證。她的預測視野講得很明白:兩年大概就是極限,五年很棘手,再往後沒有人說得準。
貨幣來自儲蓄,央行負責讓通膨達標
機制說明是這集最具體的教學段落。錢不是憑空出現,而是來自儲蓄。收入大於支出的家戶持有銀行存款,這些儲蓄再被配置出去——多數國家主要透過銀行,但美國、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英國,則遠更依賴股市與交易的公司債。美國在「少用銀行貸款」這件事上是例外,不是常態。零售平臺正把資金配置進一步推向直接、去中心化的持有方式。
央行進場不是為了創造財富,而是讓貨幣供給跟上對貨幣的需求,使通膨維持在目標值——美國 2%,印度 4% ±2%。央行升息,是在回應需求跑得比供給快,不論來源是外資流入或政府刺激。利率走高讓借貸變貴,家戶延後買房,企業延後蓋廠與招募,需求降溫,通膨也就壓住了。她想對個別聽眾說的是:你一個人的決定看似無關緊要,但如果所有人都這樣想,國家就會出現通膨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那根槓桿必須拉。
談到印鈔,她直言那並非免費。典型迴圈是:政府支出超過稅收,向儲蓄者與外國投資人借錢,等到兩邊都不願再借,就轉向央行印鈔。結果是貨幣變得一文不值的惡性通膨——辛巴威是教科書案例,阿根廷緊跟在後。政府最後什麼實質的東西都給不出來,因為通膨把它發出去的價值全吃掉了。
她也解釋了美國為何能借這麼多還不失信任:它有龐大的稅基可以加稅,而且如果 AI 把美國成長率從 2% 拉到每年 3.5%,就足以償債。一個沒有這種成長與信任的國家,會面臨利率攀升、無人放款,最後只能找上 IMF——「我的前東家,」她補了一句。
美元仍將稱霸;美元走弱不等於失去霸權
被問到 20 年後什麼會取代美元——人民幣、盧比、歐元、穩定幣,還是重新打造的美元——Gopinath 的回答是:美元仍將稱霸,看不出任何替代方案能成真。她附上明確但書:這是在現行政策不變的前提下。如果聯準會失去獨立性,或美國政府對部分債務違約,「一切就難說了。」
她把兩件常被混為一談的事分開談。美元走弱是可能的——過去 15 年美元升得太猛,某種程度的貶值是合理的——但貶值不等於失去霸權地位。至於金磚貨幣,她嗤之以鼻:根本沒有這種東西,而一個「10% 盧比、20% 人民幣」的合成籃子,需要有央行機構承諾維持其價值,沒有哪家央行會接下這個差事。
她最犀利的一點,是敘事與行為之間的落差。寫世界秩序正在改變的人,並不是決定資金流向的人;決定資金流向的人,仍持續把錢放進美國,美國依舊是最受歡迎的目的地。她承認這個問題本身合理——她舉加拿大總理 Mark Carney 談中型強權結盟、加拿大與歐洲加強合作為例——但她說,對一個做財務決策的個人而言,「我實在不認為你的本分是坐在那裡想怎麼改變世界秩序,因為你做不到。」你只能接受既有的秩序,給「改變」一個極小的機率,然後回去做自己的事。
規模之所以重要,原因和多數人想的不一樣:流動性。美國在外流通債務約 40 兆美元,投資人賣出數十億美元也不會讓價格動太多;在淺薄的市場裡,一個賣家就能把價格推得老遠。這種深度,加上人們相信美國會付帳、美元不會大幅貶值,正是它成為避風港的原因。
中國的成長模式體質虛弱,關稅並未扭轉它
Gopinath 曾在《經濟學人》共同撰文指出人民幣被低估,她解釋了理由:一個成長速度像中國這麼快的國家,若循日本或南韓的路徑,實質匯率應該升得比現在更多。之所以沒有,是因為中國政策長期壓抑消費——中國消費約佔 GDP 的 40%,印度與多數其他經濟體則是 60–80%。這個成長模式才是根本病因。
資本管制強化了這個結構。中國對資金進出的限制遠比多數新興市場嚴格,而新興市場對熱錢保持謹慎其來有自——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東亞金融危機就顯示,護欄一缺,錢跑得有多快。中國的管制遠遠超出審慎的程度:她稱之為「超額控制」,對把錢匯出境外設下驚人的限制。
至於美國對中國的關稅有沒有達成目的,她的答案是「有,但雙方都付出代價」。美國從中國的直接進口大幅下滑,但中國在越南、墨西哥、泰國設廠,改由這些地方出口,同時把出口轉向歐洲。這條繞道所費不貲——侵蝕利潤率與招聘,中國青年失業率正處於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最高點。她強力反駁「中國執行得極為漂亮」的敘事:她看到的是需求疲弱、成長放緩、房地產市場真正出了問題,以及電動車與太陽能板的產能過剩。「我們現在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強健的中國經濟。」
關稅由誰埋單,她引用證據:絕大多數落在美國進口商身上,進口商自行吸收一部分利潤、一部分轉嫁給消費者——所以美國人終究在某個環節承擔成本,而中國則透過直接需求流失與供應鏈成本上升,承擔自己那一份。
被問到中國以目前的金融體系能否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匹敵,她說不行——但把它定位成一種選擇。開放資本流動、建立深厚的市場、打造真正獨立的金融機構,答案就可能改變;做不到,就是不行。而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那個世界不會到來。
印度的機會在供應鏈,瓶頸在執行力
Gopinath 指出一個明確的缺口:所有人都在尋找新夥伴,而印度在全球供應鏈、尤其是製造業,並不是重要角色。這個落差就是機會。但卡點都在國內,而且由來已久——司法程序上,違約官司可能一打十年;土地權狀與土地交易;經商便利度;官員索取好處;以及人力資本的技能培訓。這些障礙對印度創業者和想在印度設點的外國企業一模一樣,她說在印度創業仍然「相當複雜」。
她謹慎地不把話說成毫無進展。她肯定商品及服務稅、UPI(她稱之為現象級)、實體基礎設施與破產法是真正的改革。她希望的是趁視窗還開著,對這些瓶頸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因為「所有人都會很樂意加大對印度的投資。」
在她看來,沒做到的原因是政治意願。她的對照組是阿根廷的 Javier Milei,以一記戲劇性的轉向終結了赤字與央行印鈔的迴圈。她指出,多數國家都是經歷一場又一場危機後才願意揮下那記大槌——而印度正以 7.5% 的速度成長,這讓激進改革更難取得正當性。改革也意味著要正面對抗從現行制度獲利的強勢利益團體。談到貪腐,她對時程很務實:美國自己花了數十年,才從當年那種連司法界都存在的貪瀆程度走出來,那在今天是難以想像的;中國的路線——讓官員消失——速度更快,但不是她會推薦的模式。「數十年,」她說,不是某一個政治人物的任期。
IMF 貸款給巴基斯坦,因為成員國投票決定,而它是消防隊
主持人追問許多印度聽眾心中的疑問:攻擊事件後不久 IMF 就批准對巴基斯坦的貸款,巴基斯坦 35 年來借了 28 次,還被指控資助恐怖主義——為什麼要借?Gopinath 的回答分三層。第一,巴基斯坦並不特殊,阿根廷才是 IMF 最大的重複客戶。第二,會走到深度危機的國家,顧名思義就是治理不佳的經濟體,所以「只借給良治國家」這條規則「根本不存在——那是空集合。」IMF 成立的目的是當金融消防隊,救的是困在危機經濟體裡的千百萬人,而困境本身就是外溢(包括恐怖主義)的溫床。
第三,對她而言也最重要:決定權不在管理層,而在成員國——包括印度——透過投票決定。她澄清一個常見誤解:美國握有唯一的否決權,約佔 17% 的票數,但這項否決權不適用於貸款決策,貸款只需多數通過。實務上大股東確實有分量,但她說,一個國家正墜崖的急迫性,往往會讓政治考量沒那麼突出。任何貸款的檢驗標準,是新政府的政策能否讓國家遠離深淵;從來沒有人對 IMF 違約,所以還款不是問題。
被問到是否曾感受到來自強權的壓力,她說沒有——她歸功於自己講話直接,以及有可以溝通的對口,但也承認外交與政治始終在邊緣存在。
認知投降是她最害怕的近期 AI 風險
問到「最害怕什麼」,Gopinath 的答案是近期:AI 與地緣政治。在 AI 之中,她特別點出認知投降——在技術還遠遠強大到足以合理取代思考之前,人們就把思考外包出去。她類比 2020 年,當時停課對學習的衝擊因家庭收入與裝置而嚴重不均,她說我們現在正處於類似的階段。在哈佛,她已經看到回家作業與課堂表現之間的落差,課堂成績正在下滑。
她給 25 歲年輕人的建議有三點。第一,真的去學:不要讓 AI 取代犯錯的掙扎,因為那個掙扎正是建立專業能力的過程。用 AI 生成各種題目、調整難度、挑戰你——但文章要自己寫,即使按個鈕兩秒就能生出來。她的說法是:「當你有專業能力時,AI 很棒……但如果你毫無專業,你就被完全取代了。」第二,選擇問題複雜、定義模糊的領域;她認為社會科學比數學或物理更不怕 AI。第三,保持小組學習——讀書會才是學習真正發生的地方,而現在的學生用聰明的機器取代聰明的同學,她認為這是錯誤。她引用一份 MIT 報告,記錄了讀書會的式微。
她也談到自己教學上的調整:出可以讓學生用 AI 學習的作業,然後在課堂上不用 AI 測驗,讓「真正學會」的誘因內建在制度裡。她還指出,AI 在研究的前端仍然很弱——也就是界定問題、挑選素材——儘管一旦題目設定好,它在寫程式與模擬模型上表現極佳。
「如果你用 AI,就用 AI 從各種不同角度挑戰你對同一個問題的理解。」
她在 IMF 不能說的話,以及她不願稱之為犧牲的事
卸下外交官的身分束縛後,Gopinath 說出她在任內不能說的話:關稅相關的決策過程一團混亂。在 IMF,你既是經濟學家也是外交官,得小心標題不會變成「某機構表示川普說……」。當了教授,她可以直接點名政治人物、說出自己的想法。至於 IMF 在她任內做錯了什麼,她的回答很謙抑——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人有情緒,反應方式不是模型能預期的,而且坐在那個位子上做決定的人不是你——同時高度肯定同仁的投入。
談到自己的路,她拒絕「個人代價」這個框架。從外面看像代價的選擇,其實與她想要的一致,她不會用「犧牲」這個詞。她事實上承認在家庭這一邊做得比較少,但把它重新定義為一個家庭單位——包括丈夫與兒子——把任務分配給各自更擅長的人,並說價格是否公平該由他們回答,不是她。她形容自己從小就是工作狂,也是個反抗加諸女孩種種期待的反叛者,並說她不會選擇任何其他走法。她給了一個誰都不該照做的建議:「像我一樣」——複製名人的路徑,還指望得到同樣的結果。
撐住整個體系的那股抵銷力量,正是最禁不起反轉的一環
貫穿全文的是一筆脆弱的交易。老化世界的儲蓄,讓政府借貸成本在債務逼近戰後紀錄之際仍可忍受;AI 資本支出與 AI 帶動的財富效果,讓美國與全球成長在關稅、供應鏈繞道、能源價格上漲之下仍貼近預測。兩根支柱都是承重的,而且都不是誰刻意做出的政策選擇。Gopinath 自己的說法——一場賭局、擲骰子、「玩火」——講的是時序:她預期的 AI 估值修正、她說必須趁這個視窗處理的債務軌跡、以及 AI 安全毫無協調,是三個同時在跑的時鐘,而她對任何一個都沒給出日期。未解的張力在於:那個掩蓋地緣政治傷害的 AI 熱潮,正是最可能觸發衰退的引信;而一旦衰退,就會迫使赤字支出擴大,讓她口中「慢火悶燒」的債務變成危機。值得追蹤的是:聯準會的獨立效效能否保住、10 年期殖利率是否守在 5% 附近,以及印度能否在視窗關上之前,把供應鏈的機會轉化為司法與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