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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and Science from The BMJ(thebmjpodcast.podbean.com)· Shevali Fulchand·· 1 天前品質評分58

幻滅感與抗生素抗藥性

幻滅感與抗生素抗藥性

重點導讀

急診醫學顧問 Iain Beardsell 主張,醫師的疲憊常被誤標為職業倦怠,其實可透過教學與對病人的情感照護來化解;André Abreu 與 Nina Zhu 則說明如何以推力/拉力誘因,以及英國的訂閱付費模式來為 AMR(抗微生物藥物抗藥性)籌措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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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Iain Beardsell 是南安普頓大學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 Southampton)的急診醫學顧問醫師。他主張,許多資深醫師口中的「burnout」,往往只是尋常的「心灰意冷」(disenchantment)——一種對重複工作的正常、非臨床性倦怠——而把它誤標為心理疾病,反而有害。本集節目大致分成兩半:前半段與 Beardsell 對談,談心灰意冷、機構記憶,以及以教學作為解方;後半段則配合「世界抗微生物藥物抗藥性警覺週」(World AMR Awareness Week),與倫敦帝國學院 Fleming Initiative 的 Nina Zhu、巴西衛生部的 André Abreu 討論抗微生物藥物抗藥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AMR)。

對專業聽眾來說,AMR 那半段更具體可行。Zhu 與 Abreu 與 Raheela Ahmed、Alison Holmes 共同撰寫了一篇 BMJ 社論,文中鋪陳抗微生物藥物研發的「推力/拉力」(push/pull)誘因架構、英國與瑞典的訂閱制(「Netflix」)付費模式、收益脫鉤(delinkage),以及主張把 AMR 定位為社會問題與「一體健康」(One Health)問題、而非純臨床問題的理由。心灰意冷那半段資料較少,但提出了一個有用的區分,以及一則關於如何排程資深人員的具體管理課題。

心灰意冷不是 burnout,混為一談是錯的

Beardsell 的核心論點是定義問題。他說,burnout 已經變成「這個無所不包的詞,大家似乎隨口就拿來用」,套用在往往只是急性工作壓力、或是對反覆做同一份工作卻看不到進展的尋常人性反應上。他謹慎地把這與臨床上的 burnout 區隔開來——他稱後者確實存在,也說自己無意輕描淡寫。他要針對的,是把心理疾病的自我診斷,套用到他認為屬於正常的工作感受上。

「它叫 work 是有原因的。刻意這樣命名,就是因為它有時會很難熬,也會有不想進辦公室的日子。」——Iain Beardsell

他也質疑「disenchantment」這個詞到底對不對,因為它暗示原本有過某種著迷、後來失去了。他自己的描述更窄:不是每天都揮之不去的感受,而是某些日子裡「我沒有力氣每天都保持熱忱」。他指出,自己在其他專案上仍找得到能量與樂趣,有些在醫療圈內、有些在圈外——他說,這正是他這一代許多醫師會去探索其他機會的原因。

實務上的關鍵在於:如果把尋常的倦怠當成病態,因應方式就會錯。Beardsell 的看法是,處於這種狀態的人需要的是不同的調適策略,而不是一紙診斷,這樣他們仍能把正向的一面帶進工作,而不必對每一項新措施都演出一副興致勃勃的樣子。

改善迴圈一再重演,過程比行動方案更重要

Beardsell 在同一間急診部門擔任顧問醫師已超過 18 年。他估計這段期間至少經歷過四、五輪改善迴圈,在他部門裡每三到五年就來一次:新措施、外部顧問、願景工作坊、牆上貼滿便利貼,最後結論「往往一模一樣」。

他重新詮釋這件事的角度,是這半段節目裡最值得帶走的概念。他認為,這些活動的價值不在事後那份精美資料夾裡的行動方案,而在於沒經歷過這套流程的同事需要親自走一遍,談談工作現況、把壓力卸下來。他給自己立的紀律,是在那些會議上安靜坐著,而不是說「我們做過了,別費事了」——他說那樣對誰都沒好處。

他由此延伸到關於資深人員的更大論點:機構記憶應該用在正面,而不是負面。建設性的版本是「在我們部門,我不確定那樣行得通,所以也許該試點不一樣的」——而不是「我們做過了,別麻煩了」。

要問資深醫師現在在意什麼

Beardsell 給臨床主管的建議很具體:找個時間談談,問問資深同事現在真正在意什麼,而不是假設他們想要的跟 15 年前一樣。他自己現在的觸發點,用他的話說,變得「倒退復古」了——都是照護上很簡單的事。他想要一個整潔、安靜的環境(他另寫過一篇 BMJ Opinion 談噪音),也想談怎麼讓高齡病人在部門裡更舒服,而不只是談員工。

他也不諱言,自己對惡劣環境的容忍度隨年紀下降:「年輕的時候,我比較能忍受那些。」他把「愛抱怨」這個標籤看成雙面刃——帶點「壞脾氣叔叔」的親切感,但往往被讀成負面情緒傳染,把整個部門計程車氣拖下去。他所描述的那種看透世事的倦怠,跟這個並不是同一回事。

教學是找回熱忱最可靠的路

Beardsell 說,如果工作已失去樂趣,投入教學是找回樂趣的一條路,而教醫學生更好,因為「他們會把那份喜悅還給你一些」。他的理由是:醫學生大致上還沒「被 NHS 的犬儒心態感染」,對這個他至今仍認為是好職業的行業,依然睜大眼睛充滿好奇。

他很明確地講出學生真正需要資深醫師給什麼。內容他們可以從 YouTube、題庫和閱讀中學到。他們不容易拿到的,是做這份工作的智慧。所以他「對談該選哪一種抗生素興趣缺缺」,更感興趣的是:在急救團隊裡如何處理敗血症病人的情緒、如何讓團隊發揮最大戰力、如何思考下一步。

他也談到一種情緒表現上的紀律:較新任的顧問醫師、住院醫師和學生,對自己的第一次胸腔引流或第一次創傷呼叫仍興奮不已。他的犬儒對他們沒有幫助,所以「我戴上的那張臉」必須是他們需要的那張臉——同時他也承認,底下的暗流依然存在,而管理它是自己的責任。他指出,非醫療背景的家人問些簡單問題,也能產生同樣效果,讓他回頭去查資料、重新投入生理學。

AMR 是近年才成為全球優先事項,在擁擠的資源戰場上搶經費

Abreu 的框架是:抗藥機制跟抗微生物藥物一樣古老,但 AMR 作為一個協調一致的全球問題則是近年的事。全球行動計畫始於 2015 年,聯合國第一場 AMR 高階會議在 2016 年——算起來大約十年的全球組織動員,對比腫瘤、結核病和 HIV 已累積 20 到 30 年的制度機器。他說,相較之下,巴西部會層級把 AMR 視為相對較新的公共衛生問題。

據他所述,敘事經歷了兩階段轉變。第一階段把 AMR 當成過度使用、加上需要新的後線抗微生物藥物的問題。2024 年 AMR 政治宣言之後,框架轉向把 AMR 視為公共與社會問題——重點在不同族群如何受到影響。而這一切發生的同時,衛生經費自 2020 年前後已出現大幅變化。

政治經濟才是難處。Abreu 說,政府要在各項優先事項之間取捨,確實很難,所以 AMR 的論述必須跟其他優先事項連結,而不是與之對立:

「腫瘤領域的進展、創傷領域的進展、心臟科領域的進展——AMR 對這些全都是威脅。」——André Abreu

Zhu 補上糧食安全的角度:抗真菌藥物抗藥性會讓作物無法收成,所以 AMR 威脅的是全球糧食安全,不只是臨床醫學。她把功勞歸給公共宣導與公民科學計畫,讓 AMR 從醫療專業的議題,轉變為共同責任。

誘因工具箱:推力、拉力與收益脫鉤

Zhu 把 AMR 研發的經費措施分成兩類財務誘因,分別針對不同開發階段。

機制針對階段提供什麼具名案例
推力(push)早期藥物開發補助、資金與技術支援,協助小型開發商產出證據、吸引後續投資GARDP(全球抗微生物藥物研發夥伴關係)
拉力(pull)後期試驗與上市對成功的後期試驗與上市給予財務獎勵,讓有潛力的候選藥物成為治療選項—
收益脫鉤(delinkage)涵蓋整個生命週期的營收模式讓公司營收與銷售量脫鉤,開發商不論藥品被開出多少都能回收成本英國與瑞典的訂閱制

Zhu 舉 GARDP 支援開發一款首創(first-in-class)口服淋病抗生素為例,她說該藥 2025 年在美國核准,2026 年陸續在其他國家過關。(註:逐字稿此處措辭較為壓縮,核准時程以其說法為準。)

推力與拉力的邏輯對應到失敗率:早期開發失敗率高、需要支援,而末端——上市前夕——正是拉力誘因最要緊的地方。

訂閱制付費切斷了用量與營收的連動

英國是第一個以訂閱制支付抗生素的國家,2022 年試辦、近期擴大;Zhu 稱之為「Netflix 訂閱模式」。包含兩個部分:

1. 固定的年度付款給藥廠,可預測,且與銷售量或處方量脫鉤。
2. 合約中的價值評估,由 NICE 評估抗微生物藥物,判定其健康價值、是否符合計畫資格,以及合約金額。

一旦藥品符合資格,藥廠不論配送多少都能拿到保證付款。Zhu 主張這對抗生素管理(stewardship)之所以重要:英國等地抗藥性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不當使用,尤其是過度使用。拿掉「開越多賺越多」的財務壓力,就能支撐抗生素管理。

至於適用範圍,Zhu 說目前納入計畫的藥物是既有藥品,它們已有確立的治療用量,但療效必須為未來保留;她希望能把新抗生素也納入。瑞典採用了非常類似的模式,提供保證最低營收或付款。

未解的缺口:永續財源與最貧困族群的用藥可及性

兩位來賓都回到經費,作為今年警覺週的訴求。Abreu 希望為創新與新解方爭取永續財源,但直接把這件事跟可及性綁在一起:新的抗微生物藥物與新診斷工具必須送到承擔最多負擔的貧困與弱勢族群手上。他說,社會負擔正是「一體健康」框架——人類健康、動物健康、環境——有時會忘掉的那一塊。

Zhu 的立場是,新抗微生物藥物不能取代既有藥物的更佳使用,因為開發新一代藥物需要時間。她對立即見效的優先順序是:感染預防與控制(把病例防住,就不需要治療)、抗生素管理、疫苗接種。除此之外,她呼籲投入更多研究,產出能引導介入措施的證據,並針對不同醫療部門、國家、地區與族群型態量身打造——她說,這正是 Fleming Initiative 在設計與評估不同場域介入措施時所採用的「全球視角」。

綜合觀察:兩個專業面對同一個問題——報酬遞減與經費稀薄

本集兩半的呼應,比標題給人的印象更強。Beardsell 描述的是一群專業人員,當改善迴圈一再重演卻看不到進展時,熱忱便逐漸消磨;Abreu 描述的則是一個領域,歷經大約十年的全球組織動員,如今面對 2020 年後已然改變的經費環境。兩者談的都是:當回報來得慢、又必須向各有優先事項的人說明理由時,如何把力氣撐下去。

幾處未解的張力值得持續關注。Beardsell 對心灰意冷與 burnout 的區分,是一項定義上的主張,本集並沒有資料支撐——他斷言自我診斷相當普遍,但除了自身與同事的經驗之外,並未提出證據。在 AMR 方面,誘因架構講得很清楚,但 Abreu 提出的可及性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已描述的機制能解決:訂閱制付款獎勵的是開發商,而不是負擔最重的中低收入國家衛生體系。新抗生素是否會納入英國的計畫、瑞典模式是否會擴散,是下一屆警覺週之前值得追蹤的具體指標。

來源: Medicine and Science from The BMJ (thebmjpodcast.podbe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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