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e 崛起:今年最成功消費性產品的上市內幕
Muse 崛起:今年最成功消費性產品的上市內幕
Meta 產品負責人 Mona Sarantakos 說明一支小團隊如何打造 Muse 個人代理,做法是優先建立信任、手寫行為評估,並以原型製作取代快速上線;真正的核心挑戰在於啟用,而非功能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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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產品副總 Mona Sarantakos 表示,Muse 延後七個月才上市是刻意的決定:「信任是必要條件」,一個消費者代理只要第一次使用就出包,就再也沒有第二次機會。本集主要是一份內部紀實,說明一支約十人、由工程師主導的團隊如何打造 Meta 的消費者代理——從啟動一切的 Open Claw 週末、撐住上市的安全與評估機制、Jolly 虛擬形象的攻防、用來生成多輪評估資料的代理叢集(agent swarms),到如何讓使用者跨過第一道提示的啟用難題。標題所稱「今年最成功的消費者產品」只是背景,不是主題;對談的重點在於開發流程、產品決策,以及當代理具備非確定性(non-deterministic)時,產品經理的工作會出現哪些變化。
Sarantakos 在 Meta 待了大約十年,先做 Meta AI,之後才轉入這個專案;她幾乎不接受採訪,這也是本集營運細節格外具體的原因。讀者讀完應該能清楚看到:一家大企業如何在自訂的品質門檻下推出一款代理產品,以及團隊自己點出的未解難題——後進使用者的啟用、代理的保姆式看管、代理彼此對話時的資訊分寸,還有當代理代替人購物時,購物與廣告會怎麼改變。
延後七個月,是刻意用速度換信任
Sarantakos 說,團隊在 2026 年春季就已經有可端到端運作的產品,卻壓了大約七個月才上市;同期競爭對手如 Grok Bot、Duet、Dots 從概念到上市只花了幾個月。她把工作分成三階段:先釐清產品究竟是什麼(當時只有少數人在用,沒有可靠性或規模問題),接著是可靠性、安全與資安,這一階段吃掉了大部分時間。她說這個決定她不會改,而 Muse 至今沒有出現災難級的問題。
這道門檻是團隊自己訂的,因為業界基準並不適用於一個握有個人脈絡、又能花錢的產品。團隊進行紅隊演練(red teaming),並把每一項新能力都視為新的攻擊面——瀏覽器就是她舉的例子:Muse 上市時並沒有瀏覽器,加進來之後又開啟了一整組新的資安問題。團隊同時做了內部試用(dogfooding)與外部 alpha 測試,因此上市前的整個夏天都有真實使用者回饋持續進來。
| 階段 | 涵蓋內容 | 限制條件 |
|---|---|---|
| 1. 產品定義 | 這是什麼、聊天串還是助理、執行虛擬機器 | 無——僅少數內部使用者 |
| 2. 可靠性、安全、資安 | 紅隊演練、核心代理之外的哨兵/後備機制、瀏覽器安全 | 自訂評估門檻,業界無先例 |
| 3. 上市前的品質關卡 | 內部試用、外部 alpha、回饋量持續放大 | 「信任是必要條件」 |
「如果我們太早上市、問題一堆,使用者就不會信任這個代理。一旦不信任,你永遠不會用它。」
起點是一個玩 Open Claw 的週末,不是產品計畫
2026 年一月底、二月初左右,Nat Friedman 傳訊息給幾個人,說他正在用 Open Claw,大家得趕快跟上。Sarantakos 買不到 Mac Mini(Apple Store 沒貨),只好由先生幫她架了一臺 Raspberry Pi;孩子們去參加滑雪比賽訓練營,她就利用那個週末把代理接上自己的電子郵件、行事曆和智慧家庭。她先生的反應是「這太瘋狂了,這根本不安全」——正好預告了團隊接下來要花好幾個月處理的消費者安全問題。
真正說服她的那一刻,事後回想其實很平凡:某個週一早晨,代理根據她幾個字的提示,把學校來源的資訊整理成一份電子報,告訴她那週會有什麼事。她說自己從來沒有在週一早上覺得這麼掌握自己的生活。她傳訊息給 Friedman 說她要加入。當時並沒有正式的工作編制可加入;幾位 Meta AI 的人分出來做實驗,後來才變成真正的團隊。
這段期間產出了兩份內部檔案和兩個說法。「Claw is the law」是一份願景檔案,用來向抱持懷疑的同事解釋這件事為何重要,因為多數人根本沒聽過 Open Claw,而且覺得它很可怕。團隊也在上半年度的規劃書裡寫道,消費者代理大概是 2026 年底或 2027 年才要處理的問題——那個 Open Claw 週末把時程整整提前了大約一年。
祖克柏把目標從完成任務,重新定義為對齊使用者目標
Sarantakos 形容團隊與高層的互動異常非正式:沒有簡報審查,也沒有固定的審查節奏。團隊在小房間裡把手機交給馬克·祖克柏、Friedman 和 Alex Wang,看他們實際操作原型;與祖克柏排定的 30 分鐘會議,經常一開就是一小時。2026 年八月,她還得為了上市前的簡報重新學 Google Slides。
她對每位主管貢獻的描述如下:
| 人物 | 在 Muse 中的角色(依 Sarantakos 所述) |
|---|---|
| Nat Friedman | 發起專案;實質上是團隊的一員;深度參與架構,包括核心代理之外的哨兵後備機制 |
| Alex Wang | 負責模型;第一代 Muse Spark 模型比預期更具代理能力;催促團隊上市(「各位,我覺得可以了」) |
| 馬克·祖克柏 | 把產品目的從完成任務重新定義為幫使用者達成目標;力挺 Jolly 虛擬形象;推動普及化與規模化 |
祖克柏的重新定義催生兩個產品概念:一是「做夢」(dreaming),讓 24 小時運作的代理在背景思考使用者的優先事項並主動提出建議;二是在介面上明確列出這些優先事項的目標分頁。Sarantakos 說,他一開啟這扇門,工程師的眼睛都亮了。她也歸功於他具備消費品執行長那種推動普及化的直覺,讓規模化比原本更早被排進路線圖。
Jolly 屢屢差點被企業標誌取代,最後還是活了下來
這個虛擬形象最初只是首席設計師 Alex Cornell 在早期原型裡用一句提示生成的——一隻在你開啟 App 時還在睡、然後醒過來的生物。它依 Cornell 對女兒的暱稱 Jolly Bug 命名為 Jollybot,原本只打算暫時使用。Sarantakos 說,每隔幾個月就有人主張「最上面放一隻絨毛玩偶」不可能上市,團隊也一直以為企業行銷部門最後一定會換上公司標誌。
救了它的是很早就定下的產品原則:代理屬於使用者,Meta 應該在這段關係中淡出。團隊看到這個形象之後,就開始繞著它打造——動畫、工作時戴耳機和用筆電、可讓使用者自選的形象——到最後要拿掉它,等於拆掉一整套系統。Sarantakos 說,曾有那麼一刻團隊相信 Jolly 死定了、要換上替代標誌;祖克柏主張保留,團隊在上市前大約一週定案:「Jolly 留下」。
「當你在跟一個感覺如此私人的東西說話,你最不想講話的物件就是企業標誌。那會讓整個魔法瞬間破功。」
她給大企業內部產品經理的通則是:你有主導權,主管也願意聽,但前提是你對自己親手打造的產品提出夠強烈的觀點。她把品牌取捨界定為原則問題,而非品味問題——如果代理必須讓人覺得屬於使用者,企業標誌就違反了產品原則,這比美感更有說服力。
代理叢集補上了單輪助理紀錄填不滿的資料缺口
團隊核心的資料難題在於:Meta AI 的歷史紀錄大多是單輪對話,而 Muse 是長時間執行任務的多輪互動。他們沒有類似「這週的餐食怎麼規劃」的正式環境資料,而既有的代理資料多半與寫程式有關。於是他們打造了一批代理叢集,負責掃描對話與分析資料、合成資料,並回傳格式化的「資料傾印」,說明使用者在做什麼、什麼有效、什麼失敗——用來餵養評估資料集,也讓具體的失敗浮現,例如有十位使用者在某個網站被擋下、無法購物。
Sarantakos 說,這些叢集之所以能建立同理心,是因為它們回傳的是洞察,而不是儀錶板上的數字,她現在要求旗下產品經理一律使用。當她懷疑某個問題存在,工程師就「派叢集去打」,確認問題是否真實。她對產品經理職責的界定借自 OpenAI 的 Nan Yu(曾任 Linear 產品主管):要像客戶一樣感受到他們的痛。她形容驅動自己的是「持續的焦慮」,以及產品出錯時消費者的痛。
她描述的評估層級如下:
| 評估層級 | 例子 | 規則 |
|---|---|---|
| 永遠優先 | 提示注入(prompt injection)、一般安全、危害 | 任何要上線的版本都必須通過 |
| 能力 | 瀏覽器操作、任務完成 | 邊際上可容許取捨 |
| 行為 | 追問、意圖理解、人格 | 定義代理如何與使用者對話 |
| 使用情境 | 購物、生產力、健康、理財 | 每個優先情境各一套 |
她說數量多到數不清,而且產品經理、工程師、研究員都會寫評估。近期一條內部規定是:系統提示、行為規格與提示分佈都必須手寫並經人工審查——不得使用 AI 撰寫的系統提示——因為未經審查的資料幾乎一定會出問題。
購物出乎團隊意料;瀏覽是代理不該取代的部分
Sarantakos 原本預期個人生產力、健康和個人理財會領先。結果購物是從試用者那邊冒出來的,領頭的是工程經理 Christina Wod,她每天早上回報的購物流程 bug,Sarantakos 說起來還帶著裝出來的驚恐。智慧家庭原本預期會很大,因為 Open Claw 使用者早就設定好了,卻沒能擴充套件到更廣泛的族群。購物如今是 Muse 的熱門使用情境之一,團隊也在這項意外之後,針對它建立了情境層級的評估。
消費端的後果在她自己家裡就看得到:以前是從單一網站大量訂五條運動褲,現在 Muse 會依她的規格到五家、甚至七家店採購,結果送來七個包裹,她先生要她「收斂一點」,還要求讓他自己也能直接對代理下指令。
至於廣告與零售,她主張人們享受瀏覽、享受被啟發,如果代理把這一塊砍掉,人們不會滿意。她的模型是分工:讓使用者和品牌保留探索的樂趣,由代理在使用者陷入選擇癱瘓時縮小範圍、做出取捨——她舉的例子是因為來不及決定,最後什麼都沒買。她說沒有人為這個轉變做好準備,也沒有總體計畫,但她指出已有零售夥伴在測試能與消費者代理協商的商業代理,並表示整個產業還很早,雙方正在一起摸索。
啟用是頭號問題,口碑比廣告有效
團隊最常聽到的質疑是「我為什麼還需要另一個聊天機器人」。Sarantakos 說口碑是目前最有效的槓桿:在她孩子朋友的家長聚會上,一位重度使用者把手機傳了一圈,當場就有兩個人下載 Muse——而他們大多早已看過以 Jolly 為主角的廣告,卻沒搞懂產品到底在做什麼。她拿早期 ChatGPT 的普及來類比:餐桌上的故事(「你相信它居然做得到嗎」)帶動了好奇心。
第二個槓桿是跨過第一道提示,很多人會卡住,只打「天氣如何」或「嗨」。Muse 的靈感分頁提供入門組合——一個排程通知、一個儀錶板、一項任務——開頭就是「我們來做吧」,讓代理立刻做出東西。她坦承這仍然很難。
團隊發現,對早期採用者有效的方法,對後進族群並不管用。早期使用者本來就知道代理是什麼,想測試安全性與能力;後進使用者則會問,這跟他們已經在用的 AI 產品有何不同。Muse 現在改依取得來源與假設的熟悉程度,做分層的新手引導。Sarantakos 直說他們還沒解決,時間過去、更多故事被分享出去,會幫忙完成很大一部分。
兩個爭議性的介面賭注:對話泡泡與單一主聊天
Muse 採用對話泡泡,而不是 AI 助理常見的全畫布、文章式版面,Sarantakos 說這是個不直覺、也有爭議的決定。理由是:人們本來就用通訊軟體和個人助理對話,這種模式應該讓人覺得熟悉。衍生的代價倒是沒預料到——長篇回答塞在泡泡裡很煩,團隊因此得決定怎麼拆解思緒,以及在一個刻意像 iMessage 的介面裡,輪播卡片到底能不能用。她說這些問題至今仍在掙扎。
第二個賭注是隻保留一個主聊天,邏輯是長時間的脈絡讓分開的對話串變得沒必要,真正的助理會把所有事情記在同一個地方。內部反應是團隊見過最兩極的一次:員工在留言串裡爭論,團隊還開玩笑要做「主聊天派」對「側聊天派」的 T 恤。由於需求夠大,最後還是加了側聊天,儘管代理本來就清楚所有對話。Sarantakos 說她不用側聊天,對主聊天是「死忠派」,而且這個決定是 Muse 主管群共同做的,不是上頭交辦。
「有時候我拿決定去問 Nat 或他們其中一位,他們會把問題丟回來:那你想怎麼做?」
產品經理的角色轉向品味、做原型,以及代表客戶
當了二十多年產品經理的 Sarantakos 說,最大的變化是做原型:她現在能把一個想法做到足以進行具體討論的程度,而不必寫正式環境的程式碼。這讓產品辯論從抽象的 2D 設計圖,變成可運作的實物,也消除了過去那種沉沒成本壓力——以前工程做了三個月,就很難說出「我討厭這個」。打造內部工具也變得可行,補上了長期存在的優先順序缺口。
她的用人標準也跟著調整:產品品味與直覺現在最重要,執行力仍然必要。她主張產品經理依然是客戶的代言人,尤其因為 AI 讓快速產出「粗製濫造的東西」變得容易。談到非確定性,她說對一個向來講究控制的人而言,這是這份工作最奇特的部分——你設下護欄,代理自己推理出行為,所以沒有兩個 Muse 是一樣的。
團隊一開始大約十人,以工程師為主,加上 Cornell;上市時含所有職能不到一百人,四位產品經理涵蓋整個產品。團隊刻意讓某些領域沒有產品經理:從零到一的階段往往需要有人先做出東西,大家才有東西可以反應;等到某項功能必須整合或上市時,產品經理才進來。核心團隊在 Menlo Park 屋頂一處像圖書館的公共空間工作,擺著 1990 年代的花卉沙發,他們在那裡開站立會議,大部分餐點也一起吃。Sarantakos 說這個團隊是整個專案最讓她滿意的成果,上市後略有擴編,同時努力保住原本的文化。
下一步:環境型代理、少一點保姆式看管、財務上的改善
Sarantakos 說 Muse 目前「被困在 App 裡」,應該變成環境型的存在——放進眼鏡、放進 charm 裝置,使用者在哪裡它就在哪裡。她把這點連結到 Meta 推動普及化的本能:產品必須夠便宜、夠規模化,才能扮演平等化的角色。戰術上,她希望少一點保姆式看管——她把目前管理代理的過程比做養 Tamagotchi,並說如果得時時監督代理,那還不如自己動手做。目標是讓代理快速吸收意圖、掌握更多脈絡,並在雙方信任更高的情況下自主行動。
她最興奮的是代理能擴充套件使用者的經濟生活——副業、斜槓、財務保障——連同健康一起談,並把這些定位為超越 Muse 目前所省下的時間、屬於人類核心需求的事。她不願預測中間階段:一年前的她根本不會用現在的方式描述 Muse,所以她只談短期想要什麼,以及一個遙遠的願景。
談到個人的分量,她指出這是她做過最私人的產品,因為團隊是先為自己而做;而登上 App Store 第一名帶來的是焦慮而非安心——使用者上傳的脈絡越多,責任越重。她舉的例子包括一位朋友,她的代理幫她管理孩子的運動隊伍;還有一位當護理的單親媽媽,用 Muse 規劃餐食、找醫生、預約掛號、寄電子郵件。Sarantakos 說,她聽得越多,就越焦慮。
「我小時候還得走到電視機前面把音量轉小,才能換臺。現在我談的是放在你眼鏡裡的個人超級智慧。」
兩個代理同處一個群組聊天,暴露了團隊還沒解決的問題
早期一項實驗把兩位員工的 Muse——Fu 和 Quinn——放進同一個群組聊天。Sarantakos 說這兩個代理一開始很討人喜歡,後來就出問題:其中一個 Muse 告訴另一位女性,她的同事前一天去看過醫生,這讓團隊學到,只要代理在任何多人情境共享脈絡,資訊分寸就是個難解的問題。後來兩個代理起了爭執,她形容那場爭執既被動攻擊又好笑,直到其中一位主人介入,還得安排一場和談。團隊結論是還沒準備好,便把這項功能擱置。
這段插曲也帶出一則上市週的軼事:Cornell 幾天內就做出第一個可運作的原型,而且差點在一場董事會上展示,而那場會議的會前資料跟它毫無關係。會議前一小時原型壞了,直到會議開始前五分鐘才修好。Sarantakos 說,她有時會想到那個它一直沒修好的平行時空。
未解的張力:品質門檻換來信任,代價是啟用
貫穿全文的主線是:Muse 用速度換信任,如今正為觸及率付出代價。七個月的門檻、手寫的系統提示、哨兵後備機制,在在反映團隊相信一次糟糕的初次體驗就會終結整個產品;代價則是後進使用者沒有早期族群那套「代理是什麼」的心智模型,而團隊也承認新手引導還沒能補上這個落差。另外兩個被點名但未解的問題是:代理彼此溝通、或與商業代理溝通時的資訊分寸,以及保姆稅——如果監督成本跟自己做差不多,代理就毫無價值。最具影響力的未解問題是商業面的:如果代理承接更多購買行為,零售廣告所依賴的瀏覽與啟發模式,就必須與代理代為篩選的機制並存,而 Sarantakos 說沒有人——包括 Meta——對此有計畫。值得持續追蹤的是:分層新手引導能否帶動啟用、charm 與眼鏡是否真如所述上市,以及「做夢」這種主動式代理行為,能否產生祖克柏所要的對齊,又不至於引發 Fu 與 Quinn 實驗所暴露的那種跨脈絡洩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