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成癮者同住」:Scott Galloway 對談史丹佛精神科醫師
「我與成癮者同住」:Scott Galloway 對談史丹佛精神科醫師
史丹佛精神科醫師 Anna Lembke 主張,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裝置成癮,以及向內聚焦的心理治療文化,正在侵蝕年輕人的韌性;她呼籲家長先管好自己的焦慮,並把孩子推向身體力行的行動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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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精神醫學教授 Anna Lembke 主張,人類從未像現在這樣全面掌控日常生活,反而因此越來越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而數位媒體的作用如同成癮藥物,正在養出一整個焦慮、孤立的年輕世代。這場對談橫跨成癮的神經科學、過度教養、年輕男性退縮回房間的現象、對以創傷為中心的治療文化的批判,以及「徹底臣服」(radical surrender)的主張——不過標題所凸顯的治療文化批判,其實只在接近尾聲時佔了幾分鐘。
Lembke 著有《多巴胺國度》(*Dopamine Nation*),新書《徹底臣服》(*Radical Surrender*)即將於 2025 年 11 月 10 日出版。她的發言立基於臨床實務與自身的教養經驗,包括她第一個孩子因白血病夭折。主持人 Scott Galloway 是行銷學教授兼播客主持人,負責提供父母與文化層面的框架,並屢屢拿他輔導的年輕男性來檢驗 Lembke 的觀點。讀者讀完後,應能掌握 Lembke 的成癮診斷清單、她對「控制為何滋生焦慮」的解釋、她針對不肯自立成人的成年子女所開的行為契約處方,以及她「羞恥是自戀式自我關注內建代價」的論證。
控制是現代悖論:手段越多,焦慮越深
Lembke 的核心論點是:人類演化出降低不確定性的能力,因為這有助於在饑荒、洪水和火災中存活;而科學與技術如今已讓人幾乎能微觀掌控一切——但焦慮、恐懼、孤獨與無聊卻不減反增。她稱之為「控制的悖論」:在混亂環境中,擁有能動性感覺良好、也具有適應優勢,但到了微觀層次,它反而造成癱瘓,因為「一旦選錯,就會錯過自己最好的人生」。她說,結果就是事情未能完美時湧現的羞恥、自我厭惡,以及在年輕族群身上,失敗後出現的自傷與自殺——而這些失敗「在一個世代以前,大概只會被視為還算可以忍受的事,像是被社交排擠或遭學業懲處」。
虛擬世界讓這個問題更尖銳,因為它是一個為極致控制而設計的現實,也因為在精心策劃的完美人生影像面前,任何失誤都會「在世界各地彈射迴盪」。Lembke 說,她在史丹佛看到資優生被「任何一點不確定性、甚至只是不完美的蛛絲馬跡」搞得「東倒西歪」,完全「沒有壓艙石」可以吸收衝擊。
Galloway 用童年風險經驗印證同一個論點。他回憶某個週六上午九點,帶著一輛 Schwinn 腳踏車、一條 Abba-Zaba 能量棒和 35 美分離開母親家,十二個小時後才回來,途中遇到流浪狗,也遇到會揍二年級生的六年級生——他說這對他反而是好事。他指出,以前小孩會在校園急診室互相在石膏上簽名;而他最小的孩子四五歲時摔斷手臂,他拒絕了伴侶重新擺設客廳的要求。他說,換成今天,孩子放學晚到十五分鐘,「我們就打給軍情六處了」。
數位媒體就是藥物,戒斷反應就是證據
Lembke 直言,最大的幾個平臺「不只是強大的工具,也是非常強效的藥物」,而且是通往日後成癮的「萬惡入口」。她把這些平臺與電視區隔開來:成癮的本質,是透過掌控微觀體驗來改變自己的感受,而沒有比滑動、捲動、點選更快的途徑——訊號直達視覺皮質,再進入伏隔核,那正是藥物與酒精啟動的同一條獎賞路徑。她說,「會動的影片就是藥物」,短影音尤其如此。
她對裝置戒斷的臨床描述,與 Galloway 在家中觀察到的情況如出一轍(說謊、討價還價、情緒爆發、無法調節情緒——「喔,我是在跟一個成癮者同住」)。任何成癮物質或行為的戒斷症狀都是焦慮、易怒、失眠、憂鬱與渴求;在兒童身上,她還看到頭痛、頭暈、胃痛與暴怒發脾氣。關鍵在於,她說這些症狀有時限:在安全的環境裡撐過幾天,家長最常回報的就是「我的孩子回來了」。
她引用一系列證據指出,若以客觀方式追蹤,把情緒困擾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量降到每天不超過一小時,相較於使用量不變的對照組,可降低憂鬱與焦慮、改善睡眠,並減少孤獨感與錯失恐懼(FOMO)。
| Lembke 的成癮判準 | 在孩子身上的樣貌 |
|---|---|
| 失控、強迫性使用 | 不斷強迫性地想辦法多上線 |
| 完全沉浸 | 一旦投入就渾然忘我、出神著迷 |
| 停止使用時出現戒斷 | 裝置一被拿走就劇烈情緒失調 |
| 其他事物失去樂趣 | 閱讀、戶外玩耍、朋友、家人、寵物都失去喜悅 |
| 關注範圍窄化 | 裝置成為唯一想做的事 |
| 說謊 | 對使用狀況說謊,並養成以說謊為行事常態的習慣 |
她強調,使用量與頻率並非診斷標準,但「高度相關」——用得越多,大腦改變越大,成癮風險也越高。她還指出,成癮會暫時造成人格改變(「成癮的一部分,就是製造人格障礙與反社會傾向」),而這些改變會在康復過程中逆轉。
昔日的叛逆青少年,如今足不出戶
Lembke 認為青少年叛逆的樣貌已經翻轉。以前的叛逆少年會離家、消失在世界裡、喝酒、嘗試毒品。「現在你幾乎可以說,今天的叛逆青少年不離開房間、不放下裝置、不跟父母說話,你知道的,幾乎完全沉默,徹底拒絕參與生活的任何一個面向。」她舉出日文詞彙「繭居族」(*hikikomori*),形容那些消失在房間裡、躲進螢幕背後的孩子。
Galloway 把這個現象延伸到年輕男性:「數百萬年輕男性過著安靜的隔離生活」,對世界、也對自己隱形;他們到了將近三十歲,過重、焦慮,卻沒有交朋友、找導師或伴侶、或保住一份辦公室工作的能力。Lembke 說統計資料印證了這點——沒有工作的年輕男性人數暴增,而資料顯示他們待在家裡打電動、泡社群媒體,而非達成符合年齡的里程碑。
Galloway 為他輔導的年輕男性描繪出一個典型輪廓:一個好孩子,在父母壓力下高中表現還過得去、上了大學,然後輟學,讓一個把「沒有大學學位」視為失敗的家庭蒙羞(他指出,三分之二的孩子最終不會拿到傳統大學學位);搬回家住地下室或空房間,做著一份勉強算數的工作,也許在社群大學修幾門課;一兩年內,對電玩、線上賭博、Reddit 和 Discord 發展出輕度成癮,不再出門,並開始把父母視為敵人而非盟友。Galloway 擔心,再過三到五年,這些男性實際上就「救不回來了」,而父母根本分不清支援與縱容的界線在哪裡。
父母必須處理自己的焦慮,並訂下行為契約
Lembke 對停滯不前成年子女的處方有三部分。第一,把年輕人從虛擬拉回現實:離開裝置、走出家門、與人、自然和實物互動,並透過循序漸進的暴露練習,刻意練習失敗——去嘗試一個他大概不會擅長的嗜好,而不是追求最佳化。她警告,大量虛擬時間會造成自我感喪失(「我不真實」)、現實感喪失(「世界不真實」),以及對模擬理論的認同;她說,不管模擬理論有多少道理,「那都不是過好人生的有效模型」。
第二,父母必須「處理並安於自己的焦慮,讓孩子去經歷他自己的體驗」——她認為這本身就是徹底臣服。這不一定意味著把孩子趕出家門,而是訂立行為契約:不準白天睡整天、晚上通宵上網;分擔家務;找工作或去上學;必要時去一個月沒有裝置的勒戒機構;必要時關掉 Wi-Fi 或沒收裝置。然後,讓孩子在現實世界中承擔自己行為的負面後果。她坦承這「超級難」,面對脆弱的孩子尤其如此,並區分出需要專業協助的嚴重精神疾病。
第三,透過「追求德行」連結到更大的意義——做下一件對的事,她說這很難、很有挑戰性,而有意義的人生本該如此。她援引斯多噶學派的思想鏈:要順應神而活,就要順應自然而活;要順應自然而活,就要追求德行。她明確與「山姆·班克曼-佛里特式的有效利他主義救世」劃清界線,偏好當下、眼前的小小善行,因為「我們辨識何為善的能力,在此時此刻準確得多」。
Galloway 對過度教養的對應描述是:許多父母把孩子養在「軟墊病房」裡;Lembke 稱這是一種共依存現象,父母為了緩解自己的焦慮而把孩子隔絕起來。科技讓情況更糟——隔壁房間的嬰兒呼吸監測器、追蹤裝置——因為尋求安心本身就是一個強迫症迴路:「我們越去尋找、越得到安心,就越強迫、越焦慮。」
治療文化向內退縮,也向後倒退
Galloway 提出他所謂的「治療崇拜」:有錢的父母把陷入困境的孩子外包給治療師,而 TikTok 上的「環形燈治療師」教年輕人必須先處理好自己。他對大多數他見到的年輕男性開的對策——「找份工作、交個朋友、交個女朋友、走出家門、開始運動」——他稱之為「對我處理的六到九成年輕男性而言,相當於一次治療的核爆」。他說,遇到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個案,他會轉介出去。
Lembke 完全同意,但也補充說明自己從事心理治療,而它確實幫助了很多人。她的批判是:治療「以向內、向後為主,而非向外、向前」,而現代實務過度偏重以過往創傷作為解釋模型,以至於當下的每一種感受都被追溯回創傷,最後讓人沒有朋友、沒有親人,只剩痛苦。她說:「我們受當下發生的事影響,遠大於受二十五年前發生的事影響。」她舉一位康復中的病人為例,這位病人得出的結論是:不能信任自己的敘事,需要去打拳擊、看看玫瑰花叢、跟人說說話。她主張,反覆思慮(rumination)是一種控制的幻覺——以為想得更多就能解決問題。
社會認同是沒有人點名的成癮
Galloway 拿自己當樣本:對陌生人肯定的成癮,正是他成功的原因——為了追逐金錢與上 CNN 的曝光,犧牲了健康、自尊,以及與孩子相處的時間,甚至為了跟某位名人同臺而出席世界經濟論壇。「他們會死,我也快死了。誰在乎?」他指出,就算這支影片下的惡評可能來自「一個由俄羅斯軍事情報局(GRU)贊助的阿爾巴尼亞網軍」,他還是會被刺痛。
Lembke 的回答是:每個人最終想要的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而社會認同、名聲與肯定,是通往連結最直接的途徑——研究顯示,社會認同會在獎賞路徑中釋放多巴胺。她稱當前是「自戀盛行的年代」,科技迫使我們不斷審視自己,父母則用孩子的學校與收入來衡量自己的成功。自戀違背了人類在部落中演化的本性,而想在部落中凸顯自己、凌駕眾人的代價,就是羞恥與自我厭惡——她說這解釋了臨床上冒牌者症候群與深層羞恥為何如此普遍。她形容自己演講結束後的失落感「主要是羞恥」。
她的實用對策包括:關掉按讚數、不要讀留言(若商業模式需要,就外包給別人讀)、關掉自拍預覽、不要過度投資外貌到超出社交得體的程度。她把這連結到「外貌最大化」(looksmaxing)與整形手術,視之為控制失控的表現。Galloway 坦承自己運動的份量大概超過實際需要。
徹底臣服:祈禱、做下一件對的事、讓別人去經歷他自己的人生
《徹底臣服》的解法篇,是一套把自我調回適當大小的練習。Lembke 詳細說明其中幾項:
- 祈禱,即使你不確定自己是否相信。 祈禱是「一種謙卑的姿態」,承認自己能控制的有限,尋求指引,並對神秘的宇宙秩序心懷敬畏——這正是向內、向後的心理治療的反面,是向外、向前。
- 做下一件對的事,讓意義自己浮現。 不是去打造一個完美的未來自我,而是問此刻有什麼服務是力所能及的。她舉了一個小例子:中斷自己的游泳訓練,爬出冰冷的池畔,幫另一位泳者拆掉水道繩的蓋子。她說,這種無人看見的舉動,才是我們真正會記得的,也是「自己值得被愛」這種感受的根基。
- 愛一個人,就是讓他自己去經歷。 承認自己無法控制別人的反應,會讓人「無比解放」,為人父母尤其如此:出現、真誠以對、被請求時才幫忙,其餘的就讓對方過自己的人生。
- 透過象徵與共時性培養敬畏。 有意義的巧合——你出現在某人出現的地方——在困頓之中感受特別強烈,也提醒我們存在著一個我們無法掌控的秩序。
- 保持連結,擁抱不確定。 「正是當我們停止試圖控制世上其他人時,我們才真正自由地去體驗這個世界。」
Lembke 為人母後認錯的地方
被直接問到時,Lembke 指出,自己成長於酗酒家庭所養成的共依存特質,加上第一個孩子因白血病夭折,是她情緒觸發點的來源:孩子的身體健康。她描述自己有一股侵入性的衝動,想掌控孩子的體驗,並把自己的焦慮緩解繫於聽到「我的人生很棒,媽」——她稱之為「一種對孩子的自戀式投資」,她努力克服,卻仍不時掙扎。她說全家會公開討論這件事,孩子也會反駁她。她認為整體結果是好的:她與孩子關係親近,孩子們「在我真正在乎的深層意義上過得很好,你知道的,做個好公民」。
成癮經濟,以及可能扭轉它的政策槓桿
Galloway 的框架——「我們不是身處注意力經濟,而是身處成癮經濟」——貫穿整集。他解釋原因:人類天生對鹹、甜、高脂食物,對免費又安全的玩樂,對交配機會,都內建了匱乏感;而工業化生產為每一項都提供了大量、強效的版本,於是造就了對食物、賭博、色情及其數位類比物的成癮。Lembke 同意成癮是「現代瘟疫」,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是重大問題,因為豐裕已讓幾乎所有東西都「藥物化」——更強效、更易取得、更新奇、更充裕。
她整理出成長最快的行為成癮及其性別偏向,同時提醒盛行率資料並不可靠,因為使用者不會坦承:
| 成癮型別 | 趨勢/備註 | 性別偏向(依 Lembke) |
|---|---|---|
| 色情與強迫性自慰 | 快速上升;低報 | 男性較多 |
| 線上賭博,尤其是運動賽事投注 | 快速上升 | 男性較多 |
| 社群媒體 | 快速上升 | 女性較多 |
| 遊戲(各種形式) | 快速上升 | — |
| 網購與消費型行為 | 「大幅攀升」 | 女性較多 |
| 酒精 | 美國整體消費量下滑 | — |
關於酒精,Lembke 認為消費下滑有一部分要歸功於人們對危害的認知提升,但她也同意 Galloway 的看法: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把一種強迫行為換成在家裡取得更便宜、風險更低的數位多巴胺。
談到解方,Lembke 說科技不會消失,父母也無法獨力解決——學校,以及靠裝置與數位媒體獲利的公司,都必須參與。她稱近期 Meta 的訴訟/和解案具有里程碑意義,重點不在數十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而在於它對青少年版 Instagram 強制的產品設計變更;但她提醒「還要看它會不會真的落實、會不會真的有幫助」。
被問到若要在加州公立學校課程裡加入什麼,她提出三項:(1)愉悅與疼痛的神經科學——不斷轟炸獎賞路徑會把享樂設定點推向疼痛端,於是你需要更多藥物才能感覺正常;(2)身體力行的活動——運動、手作、使用雙手與工具,並舉冰島因應青少年毒品與酒精問題的作法為例:對年幼孩童實施夜間宵禁,同時興建體育館、運動中心與組織化球隊,結果使用率與成癮率顯著下降;(3)實用的成人生活技能——報稅、車險、健保、如何在醫療體系中穿梭——她說學校不教這些,而數位時代把這些官僚作業「順著坡往下推」到消費者身上,對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或衝動特質的孩子更是沉重負擔。她提到沒人填補的工業職缺(焊接、電工、水管工程),年輕人卻缺乏基本技能勝任,並稱這類工作「是這個虛擬世界的絕佳解藥」。
Galloway 對同一構想的版本,是從小開始的「成人生活課程」,範本是 UCLA 的 Psych 10 課程——那門課讓他明白,不安全感與冒牌者症候群是普遍現象,而非個人缺陷——再加上信用卡利率,以及一位母親在更年期可能正經歷什麼之類的內容。
貫穿全場的主軸與未解的問題
Lembke 的框架可以收束成單一機制:能動性原本是為了降低不確定性而演化出來的,科技卻帶來了近乎全面的微觀控制,而獎賞系統會隨著每一次多巴胺飆升而調整,往疼痛端傾斜——於是追求控制帶來焦慮,追求肯定帶來羞恥,追求最佳化帶來癱瘓。她的解方全都是刻意放手:離開裝置、走進現實、刻意失敗、讓孩子過自己的人生、做下一件對的事,以及無論信不信都祈禱。
有兩股張力仍未解。第一,Lembke 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個她沒有充分回應的反例:她是史丹佛教授、暢銷作家、播客來賓,卻描述演講後的羞恥感——正是她所診斷的那套肯定經濟;而她「讓自己更匿名」的建議,擺在新書宣傳旁邊顯得格格不入。第二,本集最強的主張建立在臨床觀察與一套被引用卻未具名的螢幕使用時間研究之上;每天一小時的發現與冰島實驗都沒有提出研究名稱,而 Meta 和解案對產品設計的實際效果,按她自己的說法也尚未獲得證實。本集提出卻未回答的政策問題是:責任該落在誰身上——父母、學校,還是平臺設計——尤其當 Lembke 明白表示,把一切留給父母獨自承擔「實在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