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eed Zakaria:川普的伊朗戰爭正讓他流失選民,原因在此
Fareed Zakaria:川普的伊朗戰爭正讓他流失選民,原因在此
Fareed Zakaria 認為,隨著獨立選民與少數族裔選民背離川普,民主黨有望在 2026 年期中選舉大勝;不過整場對談的重心,其實是全球對美國的信任正逐步流失,以及美國與印度、加拿大等盟友之間信譽受損,如何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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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ed Zakaria 認為,2026 年期中選舉可能標誌著十年來全球右翼民粹浪潮首次真正出現裂痕,因為川普第二任期的施政成果不如預期,當初湧向他身邊的選民正在流失。選舉本身只佔這場對話的前三分之一;本集大部分內容是 Zakaria 對川普如何損害美國同盟關係的評估、伊朗戰爭的政治代價、伊隆·馬斯克在烏克蘭對 Starlink 的限流,以及一位 1982 年抵美的移民如今如何看待這個國家。
Zakaria 是 CNN 主持人、也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他在 2026 年 11 月 3 日投票日當天與 Scott Galloway 對談。讀者讀完後應該帶走的是 Zakaria 的具體主張:川普在拉丁裔、非裔與年輕選民中的支援度已經崩盤;伊朗戰爭是美國史上第一場從第一天就不受歡迎的戰爭;盟國如今正「買保險」以對沖美國的不可靠;而民主黨的勝選路徑在於走中間路線,並推動具體法案表決,逼川普動用否決權。
期中選舉可能是十年右翼民粹浪潮的第一道裂痕
Zakaria 的核心主張是:全球民粹浪潮雖已根深蒂固,卻端不出什麼成果,而這場選舉可能是它第一次明顯退潮的地方。他舉英國脫歐為例(「英國現在毫無疑問比脫歐前更糟」),也舉川普自己的政績:製造業沒有迴流、美國經濟並未與中國脫鉤,而關稅、伊朗戰爭、生活成本、通膨與強硬的 ICE 突襲行動,全都成果不如預期。澳洲的 Pauline Hanson 曾只是一時風潮,如今又以澳洲版 Marine Le Pen 或 AfD 的姿態捲土重來——這證明這股運動無所不在,卻也證明它什麼問題都沒解決。
Zakaria 指出的機制,是一個龐大且可移動的獨立選民板塊。他說美國選民如今有 45% 是獨立選民,史上最高,而這個群體正在移動。川普曾吸引民主黨人與搖擺選民,隨後又失去他們:拉丁裔支援度較 2024 年崩跌近 20 個百分點,非裔男性中原本的小幅成長也已崩盤,年輕選民原先約 10 個百分點的增幅則完全逆轉,回到 2008 年歐巴馬時代的差距。Zakaria 提到一種普遍看法,認為同一個政黨投兩次就會讓選民終身定型——他說,實際發生的恰恰相反。
| 選民群體 | 2024 年流向川普的變化 | 目前狀態(依 Zakaria 所述) |
|---|---|---|
| 拉丁裔選民 | 大幅成長 | 已崩盤,下滑約 20 個百分點;若德州翻盤將具決定性 |
| 非裔男性 | 小幅成長 | 已崩盤 |
| 年輕選民 | 約 10 個百分點 | 完全崩盤,回到 2008 年差距 |
| 亞裔美國人 | 幅度較小但確實存在 | 未詳述 |
Galloway 提到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全美只有 38 個競爭性眾議院席次——Zakaria 則認為這可能反噬。把原本共和黨穩定領先 20 個百分點的選區,重劃成兩個各領先 8 到 9 個百分點的舒適選區,在民主黨領先 12 個百分點的浪潮下就會變成敗選。Galloway 說南卡羅萊納與堪薩斯現在都成了戰場,這在三個月前根本無法想像。
伊朗戰爭是美國史上第一場從第一天就不受歡迎的戰爭
Zakaria 稱伊朗戰爭是美國史上最不受歡迎的戰爭,並強調它的特殊之處:韓戰、越戰與伊拉克戰爭開打時都受歡迎,之後才逐漸失去民心;這場戰爭則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他提出兩個原因。第一,沒有人搞得懂川普為何開戰——在一場已讓伊朗核計畫倒退數月、甚至可能數年的轟炸行動結束六個月後,他顯然一時興起就發動政變式行動,而當伊朗政權明確存續下來後,這場行動三天內就失敗了。第二,與通膨的關聯顯而易見,連政府自己都不否認,其唯一說法是戰爭結束後物價就會回落——但開戰六個月了,戰爭還沒結束。
Zakaria 把這視為民主黨正面迎戰行政權擴張的契機。他主張,建國設計讓國會成為第一分支,總統則是「忠實執行法律」的管家,而如今總統職位已變得像國王一樣,最高法院的判決助長了這一點。一場未經國會授權的戰爭,就是約束行政權最清楚的案例。
盟國正在買保險,美國則把控制性持股換成了少數股權
這是本集內容最豐富的一段。Zakaria 主張,持久的傷害不在任何單一政策,而在信任;即使 2028 年民主黨勝選,其他國家仍會繼續對沖。加拿大是最清楚的例子:它花了數十年把經濟綁在美國身上,一輛北美汽車的零件要跨境約 15 次,而如今總理 Mark Carney 正與歐盟、中國和印度談協議,以重新取得籌碼。印度約 80% 的武器來自俄羅斯,原本正逐步轉向依賴美國軍備;但在川普對待印度與烏克蘭的方式之後,印度放慢了原定的多元化步調,今年的大單更給了法國戰機而非美國戰機。印度菁英對美國的看法已經轉變,儘管一般印度民眾仍強烈親美。
Galloway 提供了一個框架:買下一家公司 33% 的股權要花 X,但買 51% 要花 2X,因為後者帶來控制權。美國曾透過依賴其海軍、以美元結算貿易、以美國法律制度為範本的盟國,對全球約 60% 到 70% 的 GDP 握有控制性權益。如今它自願退到 33%。Zakaria 同意,並補上創辦人的類比——你可以只持有 20% 股權,卻仍掌握 60% 的投票權,而戰後安排正是以低成本給了美國這樣的地位。
Zakaria 的歷史論點是:讓西方與眾不同的不是實力——成吉思汗、俄羅斯帝國與德國都有實力——而是啟蒙運動關於人人權利平等、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每個社會都實行過奴隸制,只有西方孕育出廢奴運動。每個強權都曾帝國主義,只有西方曾對此反思。1945 年後,美國做了史無前例的事:把戰敗的敵人重建為平等夥伴,以馬歇爾計畫的規模計算約 2,000 億美元,並開放自身市場以建立穩定的生態系——這是小羅斯福對凡爾賽體系崩解的解答。Galloway 指出,德國與日本把國家安全外包給美國,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並稱摧毀這套體系是「美國的愚蠢與輕率」。
Zakaria 的處方是行動而非空話:與加拿大鎖定長期貿易協議(15 年)、與印度建立長期經濟與科技夥伴關係,並履行對澳洲的 AUKUS 潛艦承諾——他說澳洲人如今相信川普是刻意拖延,讓他們白白得罪了中國。他舉出一個具體成果:三年前印度製造的 iPhone 是零,如今美國販售的每一支新 iPhone 都在印度製造,全球 25% 的智慧手機產自印度,因為只有印度具備足以抵銷中國的規模。
烏克蘭是這個時代的道德主戰場,民主黨應逼川普否決
Galloway 提議,民主黨應立即通過決議,承諾與歐洲一同防衛烏克蘭——更多資金、最新技術、最優情報——然後讓川普否決,並要他向全民解釋理由。Zakaria 稱這是個好主意,理由有二。第一,烏克蘭是最重要的戰場,因為「領土不得以武力征服」這條戰後規範自 1945 年以來大致維持住了(他提到在此前一百年間,亞爾薩斯曾在法德之間四度易手),而俄羅斯對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侵犯,正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政治與道德之戰。第二,這在軍事上也很聰明:川普與馬斯克說需要和平並沒有錯,但他們採取的路徑是對受害者施壓,而非對侵略者施壓——「政治上愚蠢」、「道德上遲鈍」。
Zakaria 對民主黨更廣泛的建議,是通過四、五項重大且不可分割的法案——涵蓋健保、烏克蘭與關稅——然後逼川普否決。在關稅上他提出具體解方:川普透過各種豁免創造了約 7,000 種關稅稅率,有些合理,有些在 Zakaria 看來形同貪腐,因為產業會花錢換取減免。應將其簡化為對進口課徵 5% 到 7% 的單一消費稅,經濟與市場都吸收得了,並告訴美國人民這能壓低物價。他坦承財政部如今已對關稅收入上癮,因此要完全回到先前的現狀已不可能。
馬斯克的 Starlink 決定是背叛,而對財富的偶像崇拜解釋了沉默
Galloway 提出一個毫不掩飾的煽動性論點:1930 年代,身為孤立主義者兼創新者的 Charles Lindbergh 若買下 McDonnell Douglas,然後在法西斯主義進逼時於飛行途中關閉導引系統,那會被當成叛國;羅森堡夫婦的罪行比這還輕,卻被處死。他稱馬斯克是「西方的叛徒」,並說更深的危險在於美國的時代精神——對創新者與金錢的偶像崇拜,為這種行為提供了掩護。
Zakaria 同意實質判斷,但區分馬斯克的工程天才與他的政治理解——他稱後者淺薄,且在事實與歷史上經常出錯。他舉馬斯克那些非洲國家的今昔對照照片為例,這些照片忽略了約 5% 的白人人口握有一等公民身分與土地,其餘 95% 則為他們服務——「金字塔看起來很壯觀,但那是幾十萬名工人為一個人蓋的。」他也舉 DOGE 承諾削減 2 兆美元為例,只有對聯邦預算一無所知的人才想得出來,因為政府「基本上就是一家配有軍隊的保險公司」,錢都花在福利支票上,而不是行政人員身上。
Zakaria 還補上一則印度軼事:馬斯克在印度申請 Starlink,申請卡關,而當 Mukesh Ambani 的 Reliance 準備發射競爭的低軌衛星時,馬斯克發文標註「Ambani 總理」,請他允許 Starlink 服務印度農民。結果適得其反——印度人以民族主義為由團結在 Ambani 身邊,質問他們是否要讓軍隊在與巴基斯坦衝突時,依賴一套由川普與馬斯克控制的衛星系統。
Zakaria 的個人結論:心灰,但未幻滅
Zakaria 於 1982 年在隆納·雷根任內來到美國,他形容當前時期對移民而言令人心碎——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國家、文化、家人與朋友,因為他們相信那座山巔之城。最令他痛心的是粗鄙之風——公開的種族主義如今被包裝成對政治正確的反叛,以及對 USAID 的冷酷拆解。他指出,對外援助作為一個概念是美國的發明,始於赫伯特·胡佛在一次大戰後的救濟署,後來成為戰後規範,且確實讓大量人口脫離貧困與疾病。他對比雷根最後一場演講——任何人來自任何地方都能成為美國人——與現任副總統的說法:一個八代前抵達的家庭,比一個一代前抵達的家庭更美國。
他明確表示自己從未考慮離開。「我覺得我已經做了決定。這是我的國家,」他說,並補充:「最壞的情況下,我就跟這艘船一起沉下去。」他相信這個國家會回得來,因為大多數美國人並不這麼想,而這股怒氣只是階段性的。
「我對美國依然充滿信心。我依然認為這只是階段性的。」
值得觀察的重點
貫穿上述各段的主線是:美國同時消耗了兩種資本——對盟國的政治資本,以及對本國移民與少數族裔的道德資本——而後者更難重建,因為它需要其他國家花上數年才能驗證的實際行動。尚未化解的張力來自 Zakaria 自己:他預測民粹浪潮會出現裂痕、民主黨會掀起浪潮,卻同時預測即使 2028 年民主黨執政,盟國仍會繼續對沖——這意味著民主黨勝選只是修復工程的起點,而非修復本身。兩件值得追蹤的事:他所描述的拉丁裔崩盤是否真的能拿下德州;以及 Carney 與歐盟、中國、印度談成的多元化協議,是否會在華盛頓來得及回應之前,就固化成永久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