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24.6 萬美元拿一個學位,值得嗎?
花 24.6 萬美元拿一個學位,值得嗎?
年輕畢業生與主持人 Narazza 拒絕「Z 世代很懶」的標籤,將失業歸因於 AI 壓縮初階職缺、靠人脈引薦的招募文化,以及學貸、健保等真實成本,而非缺乏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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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應屆畢業生現身說法,描述一個學歷與實習已不再能換來錄取通知的就業市場,而求職過程本身也已被 AI 篩選重塑。主持人 Narazza(節目《Smart Girl Dumb Questions》)邀集 Clara Schull、Luke、Sonia 與 Kiara——四人離開校園都大約一年以內——比較投遞數量、回覆率,以及他們真正想從工作中得到什麼。標題拋出的「Z 世代是不是很懶」這個問題,直到節目尾聲才佔了幾分鐘;整集大部分時間談的是畢業生失業的運作機制、文科文憑的價值,以及 AI 如何插進求職者與僱主之間。
來賓的際遇橫跨整個光譜:Clara 投了 300 多份工作,繞道 Sabyas 之後才落腳 Puck News;Sonia 從哥倫比亞大學送出約 150 份申請,最後拿到一家科技新創的錄取通知;Kiara 唸完說服傳播與調查報導碩士,如今在歐洲做零售,倫敦計畫仍卡關;Luke 畢業於 NYU 寫作與政治系,每週花 15 到 25 小時擔任一位藝術家的個人助理,同時兼做模特兒,是整集裡最鮮明的反例——不玩這套拚命遊戲。他們的說法都是個人經驗,不是統計數字——Narazza 唯一引用的硬資料是約 4.1% 的整體失業率——但投遞量、已讀不回與 AI 面試的具體細節,才是本集的實質內容。
投上百份履歷,換來個位數面試
本集最具體的資料,是申請數與回覆數的比例。Clara 投了 300 多份,五、六個月間只換到約七次面試,之後先接下 Sabyas 一份非新聞相關的工作,待了將近一年才轉進 Puck News。Sonia 的約 150 份申請(快速投遞、完整求職信加上主動開發混雜並用)之前,她已有金融服務、消費品(CPG)與一款占星 App 的實習經驗,另外還待過出版業。在歐洲求職的 Kiara,只收到三、四家僱主的回覆。
| 來賓 | 學校/學歷 | 申請數 | 回覆 | 目前職務 |
|---|---|---|---|---|
| Clara Schull | 2025 年畢業 | 300+ | 約 7 次面試 | Puck News(先於 Sabyas 任職約 1 年) |
| Sonia | 哥倫比亞大學 2025 年畢業,經濟與英文雙主修 | 約 150 | 未說明 | 科技新創,錄音時到職第一個月 |
| Kiara | 碩士,說服傳播與調查報導 | 未說明 | 3–4 | 零售(畢業後續做的兼職) |
| Luke | NYU 寫作與政治(自 UChicago 轉學) | 「沒有很多」 | 未說明 | 藝術家個人助理兼模特兒;每週 15–25 小時 |
Clara 的診斷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內推,不是投遞。「你多少得認識一個能幫你內推的人」,尤其是應徵一個你不住的城市時更是如此。Sonia 說大多數拒絕就是一片沉默——「專業級的已讀不回」——她推測自己的履歷在任何人看到之前,就先被 AI 篩選刷掉了。
「我投了 300 多份工作。嗯,大概拿到七次面試。」——Clara Schull
Narazza 鋪陳總體背景:整體失業率約 4.1%,但應屆畢業生更高;她指出 1990 到 2018 年間,在 340 多個月裡,畢業生失業率只有大約八個月高於平均水準——照她的說法,當前這段時間因此顯得不尋常。
名校直通好工作的承諾,沒有兌現
四位來賓都以為大學會是發射臺,結果並非如此。Sonia 說在哥大「你確實會想,喔,我以後就穩了」——人脈是「整套方案的一部分」——但到了大二、大三,看著學長姐苦苦掙扎,她才警覺苗頭不對。Clara 原本以為在知名媒體實習完,找工作兩、三個月就夠了。Kiara 則坦承,她去唸研究所有一部分是「為了延後進入就業市場」。
Narazza 說自己畢業於史丹佛商學院,後來離開一份工作後也曾有好幾個月不知道該做什麼,她追問:那個承諾到底曾經存在過嗎?她自己的框架是:1990 到 2018 年的畢業生失業資料顯示,當前期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是結構性的,不是個人問題。Clara 從 200 多份申請裡學到的結論是:這套流程獎勵人脈,不獎勵實力。
AI 插進了求職者與僱主之間的縫隙
AI 的討論是本集在技術層面最有份量的部分。Kiara 認為,行銷與媒體招聘之所以這麼難,AI 可能佔了「相當高的比例」,因為一段提示就能生成一整套行銷活動;她也坦承有個讓人不舒服的時刻:「有時候我也覺得 AI 就是比我更有生產力。」Clara 描述 AI 主持的第一輪面試,由機器人決定她合不合格——「根本沒有人在看我的履歷。」Sonia 則用 AI 調整求職信與履歷要點,並懷疑自己在其他地方是被 AI 篩選刷掉的。
Sonia 提出一個衍生效應:當基層工作有一部分由機器人代勞,員工會覺得自己沒學到基本功,這又助長了「自己對這份工作來說大材小用」的感受。Clara 把這連結到去人性化——當社群結構崩解,「AI 就從那些缺口裡冒出來」。
Luke 的反向看法是:AI 造就了「一個行銷與藝術的底層階級,說實話還挺無聊的」,結果是人們反而渴望真誠的創作——他舉新片上映的 Nathan Fielder 電影在週二晚上九點場次客滿為證。
Reid Hoffman 的「當自己人生的創業家」說,現場意見分歧
Narazza 播放一段 LinkedIn 共同創辦人 Reid Hoffman 的談話,他建議年輕人把自身的 AI 熟練度當成競爭優勢,用在協助僱主進行 AI 轉型上。來賓的反應明顯分歧。
- Luke 部分同意,但把優勢重新定義為創造力,而非技術熟練度:「我不會說我的競爭優勢是很有創意……我不會把這套套到電腦上。」他認為 AI 反而為有特色的作品創造了市場。
- Kiara「某種程度上」同意——她母親在錄音前一週還問她密碼,正好說明世代間的科技落差——但她不同意目標應該是把科技能力轉換成僱主的財富,而不是拿來創造性或個人性地運用。
- Sonia 沒有直接回應 Hoffman,但後來主張,領導人的建議讓人覺得「與我們所處的現實脫節」。
Luke 的案例:選擇少工作,是刻意的志向,不是懶惰
Luke 是本集的意識形態異類,也是最金句連發的一位。他從芝加哥大學休學、復學、再度休學,最後轉到 NYU。他每週工作 15 到 25 小時,說自己「非常滿足」,成就感大多來自工作之外。他不接受美式對企圖心的定義:「我的企圖心是,要有足夠的時間一週讀三本書」,還有替女朋友做晚餐。
他也不諱言這個選擇背後的安全網——存款,加上父母與祖父母「會幫我」度過難關,這頂降落傘他承認大多數人並沒有。他也承認,自己對朝九晚五的虛無態度有時讓他變得懶散,並形容對氣候變遷與 AI 有種「鐵達尼號」的感覺,他坦承這或許是「一種自我安慰,讓自己不必把人生投入一條明確的道路」。
他的咖啡師往事是整集的笑點,也是最自曝其短的一刻:他因為做卡布奇諾時沒洗手而被 Café Gitane 開除,他把它定調為對遲發與跳票薪水的抗議。他說咖啡館還欠他 2,000 美元,並公開徵求聽眾提供無償法律代理。
「我不覺得有錢的億萬富翁真的懂什麼。我是說,我認為他們懂的是當一個有錢的億萬富翁是什麼感覺。」——Luke
「Z 世代很懶」的指控,實情是選擇疲乏,不是冷漠
標題那個問題得到簡短直接的回答。Kiara 說她不覺得自己這一代懶;是環境讓生產力難以展現,因為可能的路太多了。Clara 引用《鐘形罩》裡 Sylvia Plath 的無花果樹段落——敘述者看著每一種可能的人生成熟、墜落,因為她無法選擇——稱之為「選擇疲乏」。以千禧世代身分發言的 Narazza 也同意:Z 世代「很清楚這不是人生的全部」。
Sonia 補上一個世代心理學的論點:疫情讓她這一代有太多獨處思考的時間,造就了「存在主義世代」,但在新工作上投入團隊目標,反而比自我內省更能找到意義。Clara 主張,社群媒體對個人的強調,讓人們開始排斥承襲的社交禮儀與權力結構——她認為這一部分是解放,一部分則滑向把自我照顧變成自私。
大學值得念,文科也值得——反倒是資工畢業生更辛苦
每位來賓都說學位有回報。Clara 珍視自己的文科教育,並說如果她當年唸的是資工,「我的回答可能會不一樣」。Kiara 說大學與研究所都值得。Luke 雖然休學兩次,仍「感謝我的文科教育」,而且「讀了很多好書」。學貸負擔各異:Luke 有一筆小額聯邦學貸,只繳最低還款額;Sonia、Clara 與 Kiara 都說沒有(Kiara 提到歐洲學費較低)。
最耐人尋味的翻轉是:Clara 說她念資工的朋友「比我所認識的大多數寫作者更難找到工作」。Narazza 問資工畢業生是否覺得自己吃虧,來賓們以個人見聞印證了這個模式。
來賓想對執行長與政府領導人說的話
被問到要給掌權者一句建議,答案都很尖銳。Sonia 請領導人「連結自己的人性」,去理解這個年紀的人實際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而不是一個早已創辦巨型企業的人。Clara 說不要低估走不同路的人,並類比工業革命之後湧現的藝術成果——AI 也可能催生前所未見的東西。Kiara 請領導人記得自己也曾年輕,而二十幾歲的人生是很複雜的。Luke 最直白:億萬富翁懂 8% 的成長率,卻不懂文化;如果 Elon Musk 想討人喜歡,他該去研究文化,而不是 AI。
結尾的「笨問題」單元擺明是插科打諢——咖啡師不碰飲料液麵還需要洗手嗎、番茄汁在高空是不是更好喝、儲存期限是真的嗎、地鐵與公路是怎麼蓋的、為什麼有些馬丁尼就是比較好喝。Narazza 對最後一題的答案是:髒馬丁尼就是髒馬丁尼。
貫穿全集的主線:個人能動性對上結構性逆風
本集未解的張力,在於 Luke 堅持「我們在個人層面上確實有能力讓自己的生活變好」,以及其他來賓描述的結構性影像——AI 篩選、內推網路、已讀不回,以及 Narazza 認為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的畢業生失業落差。Narazza 自己對千禧世代平行現象的框架(18 到 40 歲女性單身比例創新高、生育顧慮)是:社會告訴個人這些是個人失敗,但資料說的不是這樣。Luke 坦承有降落傘,正是最誠實的關鍵:每週只工作 15 小時的選擇,只有具備存款與家庭後援的人才做得起,而這恰恰就是 Sonia 以為哥大能給她、卻沒拿到的緩衝。值得持續追蹤的是:AI 主持的第一輪面試是否會普遍到足以被量化,以及 Clara 所描述的資工與文科聘僱翻轉,是否會出現在整體畢業生就業結果資料裡,而不只是某位來賓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