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剖析 WashU 捐贈基金|中國與歐洲為何機會處處|Scott Wilson
深入剖析 WashU 捐贈基金|中國與歐洲為何機會處處|Scott Wilson
WashU 投資長 Scott Wilson 說明他如何透過集中佈局直接投資與共同投資(如 SpaceX),重建這檔規模 200 億美元的捐贈基金;他主張,估值紀律與加碼贏家比分散配置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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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Wilson 是華盛頓大學捐贈基金的投資長(CIO),他主張私募市場在結構上比公開市場更缺乏效率,而真正讓頂尖四分之一的捐贈基金與一般同業拉開差距的,是直接共同投資(co-investment),而非基金承諾出資。在與 Harry Stebbings 約 57 分鐘的對談中,Wilson 說明他如何在到任頭 18 個月內,把一個 80 億美元投資組合換掉超過 75%、為何把 36 到 37 檔避險基金全數贖回,以及 WashU 如何以成本計價持有 SpaceX、佔投資組合超過 20%。整段對話基本上是一堂捐贈基金投資組合建構的大師課:穿透式集中度、共同投資的盡職審查、基金篩選與汰換,以及對贏家加碼。標題裡的 SpaceX 角度確實存在,但只是短暫的一條線;本集大部分內容談的是配置哲學、在沒有專職團隊的情況下操作直接投資的實務運作,以及 Wilson 對 AI 估值、巨型基金報酬,還有他稱之為「同一種愚蠢」的私募市場泡沫的直白質疑。
Wilson 在這個題目上有可信度:他操盤 WashU 的投資組合已九年,先前在 David Clay 麾下於 Grinnell 建立過一套高度集中、以共同投資為主的策略,並表示該捐贈基金在原本 80 億美元的基礎上創造了約 170 億美元的獲利,同時支付給校方約 50 億美元。讀者讀完應該能掌握 Wilson 的操作模式——一半配置在直接投資、每年新增一到兩家基金經理人、以穿透式曝險作為分析單位——以及他對 AI 模型供應商、中國的具體判斷,還有為何在沒有 5% 提撥要求的情況下,他會把私募比重拉到 70–80%。
讓 WashU 站上同業頂端的,是直接投資,不是基金篩選
Wilson 的核心主張是:基金中的基金(fund-of-funds)模式註定只能做到平均水準。照他的說法,若 WashU 過去十年完全沒有直接投資或共同投資,績效會「剛好落在同業平均」;有了這些,他說該捐贈基金現在位居、或接近最頂端。機制在於時間分配:他團隊 80–90% 的工時花在與個別公司會面上,而他說多數 LP 是把 70–90% 的時間花在基金經理人身上。
團隊沒有獨立的直接投資部門——每個人都是通才。Wilson 講得很明白,優勢不在於案源比別人強:「這不是我們的功勞。我們又不是在做你在做的事。」流程始於合夥人的信念(「我們已經跟 Harry 一起投資,我們覺得 Harry 非常聰明」),接著團隊獨立驗證投資論點、對公司做盡職審查、確認能持續追蹤這個部位,再判斷這是不是資金最邊際的用途。他估計,他們投資的標的約佔看過案子的 0.1%,不是 1%。
結構性目標是私募部位約有一半放在直接投資與共同投資,並以管理公開股票組合的同一套方式管理。若不受限制,Wilson 會把這個比重拉到 80%。他也不諱言這套模式有容量上限:以今天的規模,1% 的部位就接近 2 億美元,所以團隊往往先開 5,000 萬美元的共同投資支票,再隨時間加碼。
| WashU 投資組合引數 | 數字(依 Wilson 所述) |
|---|---|
| 他到任時的捐贈基金規模(九年前) | 略低於 80 億美元 |
| 目前管理的資金總額 | 略低於 200 億美元 |
| 在原本 80 億美元上創造的獲利 | 約 170 億美元 |
| 支付給校方 | 約 50 億美元 |
| 透過次級市場出售換掉的投資組合比重 | 超過 75%,約 18 個月內完成 |
| 到任時的避險基金檔數 | 36–37 檔,全數贖回 |
| 大方向配置目標 | 約 50% 公開市場/50% 私募 |
| 若無提撥限制的目標 | 70–80% 私募 |
| 每年淨流出(提撥) | 約 5%,以五年滾動平均平滑 |
| 私募部位中直接投資/共同投資比重 | 約一半,目標 80% |
| 前 50 大穿透式部位佔投資組合比重 | 約 50% |
| 每年新增基金承諾 | 一到兩檔,「進一檔、出一檔」 |
談到第一週的重整,Wilson 對「賤賣」這個說法委婉地反駁:第一週確實對超過一半的投資組合送出贖回申請,但他在正式上任前已研究這個投資組合好幾個月。他把限制講得很直白——董事會給他和團隊三年時間拿出績效,而「調整捐贈基金的投資組合,比較像讓航空母艦轉向,而不是快艇。」私募部位的狀況比公開部位好。他提到,把避險基金全部清掉,意味著他們「在曼哈頓某些圈子裡肯定不受歡迎」。
集中度以穿透式曝險衡量,20–30 檔是量化上限
Wilson 幾乎把公開與私募視為可互換:「這兩個資產類別唯一的差別,就是多久按市價重估一次。」真正的限制是流動性,因為 5% 的提撥必須來自流動資產——投資組合有一半是流動的,等於每年要付出流動部位的 10%。他引用績效差距作為接受這個限制的理由:過去十年私募的複合報酬率在 20% 出頭到 25% 左右,公開股票則約 10%。
分散化是在底層公司層級分析,不是在基金層級。Wilson 說分散化的量化效益在超過 20–30 個穿透式標的後就遞減,並引用 Charlie Munger 的看法:三檔持股就可能足夠。WashU 的目標是前 50 大穿透式部位約佔投資組合一半,而且花了幾年才走到這一步;他自己也承認,這個投資組合「大概還是過度分散」。
關於單一標的上限,治理規則很清楚:以成本計價超過投資組合 2–3% 就要知會董事會,到 4% 需要董事會核准,但集中度的裁量空間很大。他把 SpaceX 的成果歸功於 Lee Fixel、董事會,以及 Adam(依逐字稿轉寫),這個部位一度超過投資組合的 20%。團隊有好幾次機會可以變現,但主張續抱,並透過幾檔延續型工具(continuation vehicle)在 IPO 後繼續持有。
Wilson 對單一基金的集中度上限持懷疑態度。任何單一基金 10% 的上限在他看來「多半是人為的」,尤其考慮到他支援的一些委託只持有兩、三檔股票:「如果它佔我們投資組合 1% 或 2%,而它有一檔 50% 的部位,對我們來說也只有 100 個基點。」
「我常說,不犯蠢比聰明更重要。」
這句話主導他處理 IPO 後持股的方式。NewBank 從未上市時期就持有、幾年前已分配,至今仍列在 13F 申報中。對於像 SpaceX 這種被認為有多年上漲空間的標的,做法是逐年分批賣出——基於對校方的受託責任先落袋一部分,其餘則做好風險管理。至於 Cerebras,IPO 時是大型部位,團隊在分配前就已賣出一些並進行避險,至今仍持有部分,因為他們支援 Andrew 與團隊;Wilson 說,即使以 250 億到 300 億美元的估值來看,用過去 12 個月的 KPI 也很難自圓其說,所以持有者是在「賭未來會實現」。
最大的錯誤,是沒有對贏家加碼
被問到在創造 110 億美元價值的過程中做錯了什麼,Wilson 毫不猶豫:因為贏家已在投資組閤中長得太大,就沒有再投入資金。參照點偏誤——「我們是 20 億美元時投的,現在已經 50 億美元了」——讓團隊無法對仍是最高信念的持股加倍下注。他估計的代價是:「這讓我們少賺了幾十億美元。」
另一面的遺憾,是 2020–2021 年一筆他們選擇不完成的次級市場出售。2020 年中,WashU 已為次級市場湊好一大包 LP 權益。團隊按兵不動,預期 12 月季度的帳面調升會拉高估值,想在第一季高點賣出。結果創投市場見頂後回落;該捐贈基金在 2021 年那段期間曾上漲約 65%,之後吐回大半。當時有人出價約面額的 80–90 美分,他們還自信泡沫撐不久。「我們當時就該先落袋一部分,」他說。
他也點名兩筆高信念直接投資的虧損——一家自動化製造公司與一家積層製造公司——並給出一個自嘲的診斷:「也許我們就是不太擅長對製造業公司做盡職審查。」他補充,團隊也曾對早該放掉的公司加碼,而 80/20 法則大致適用於共同投資部位。
基金篩選是一門規模小、節奏慢、重視估值紀律的生意
WashU 持有約 20–30 檔基金,每年新增一到兩檔。Wilson 說他們不投任何規模超過 100 億美元的基金,對巨型基金有強烈偏見,但並非鐵律。理由是算術:把基金規模加倍,等於在相應更高的估值下把單筆金額加倍,或做兩倍數量的押注——而「押 50 檔的投資,不會比你的前 10 大投資好。」他承認如今可能出現上兆美元的私募成果,並舉 Thrive 在 OpenAI 與 Cursor 的部位為例,但說規模大得多的基金,其投資資本倍數將很難匹敵。
他反駁「AI 資本支出需求會逼 LP 投向巨型基金」的說法。WashU 透過較小的合夥人,以及直接領投或參與中後期輪次,取得集中的曝險;「我們不需要上兆美元的成果,也能有 SpaceX 這樣的成果。」
WashU 最常拒絕續投的原因,是估值紀律。他舉一位合夥人為例,說此人從沒遇過一筆 100 倍營收的案子會拒絕。他拿 Lee Fixel 對比,說他務實——願意為好公司付高價,但在市場過熱時也願意收手。至於業界「連續三檔基金承諾」的慣例,Wilson 說沒有硬性規定;團隊會提早對底層投資組合形成自己的看法,若與合夥人的看法出現重大落差就會退出,不過這種情況很少見。
只要報酬好,他不在意部署速度:「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是在報酬不佳或期望值偏低的情況下部署資金,那我們才不管他們部署得多快。」他寧可選一個明明能募 40 億美元卻只募 10 億、每 18 個月就返還資金的經理人,也不要一個募 100 億、每三年才返還一次的經理人,因為對一檔不到 10 億美元的基金來說,能返還本金的經理人輕鬆得多。
分析單位是穿透式曝險。對一檔 10 億美元的基金承諾 1 億美元,等於在每一家底層公司都佔 1%,團隊就是這樣彙總整個投資組合。「我們幾乎不談基金績效,我們只談投資組合裡的底層曝險。」
Wilson 預期 AI 將出現洗牌,並懷疑模型供應商有持久的護城河
Wilson 的市場觀點是本集最反主流的部分。他看到私募市場存在公開市場不會認可的估值溢價:在他估計中,Anthropic 若在私募市場募資,估值可能超過 2 兆美元,而他「不認為公開市場會給他們同樣的估值」。他舉 Cerebras 上市後表現疲弱、SpaceX 股價貼近 IPO 價為例,說明「追逐這些後期贏家的資金實在太多了」。他認為 DPI 偏低並非 IPO 視窗關閉——公開市場正接近歷史高點——而是私募帳面估值與公開買家願意付的價格之間的落差。
他的預測是會出現一波洗牌,但時間點無法預知。他預期今天與 AI 相關的公司約有一半會在十年內消失,並質疑其中有多少家擁有可防禦的護城河或看得見的利潤池。最尖銳的論點是商品化:給前五大大型語言模型同一個介面,在 99% 的任務上「你大概分不出差別」。他描述從投資組合公司聽到的採購模式——先用前沿模型、支出逐步拉高,最後得出多數任務不需要前沿能力的結論——並指出一旦有免費替代品,付費意願就會迅速崩落。
WashU 確實透過幾位合夥人對 Anthropic 有「相當不錯的曝險」。Wilson 不賣,是出於結構性理由:這些曝險藏在還有約 40 項其他投資的基金裡,而不是可以單獨出售的 SPV,而且關係很重要。若 Anthropic 上市,團隊若不認同價格可以避險。
他對半導體迴圈的永續性同樣懷疑。記憶體從 3 美元賣到 30 美元,漲價直接反映在獲利上,但這些生意三十年來「都不算好生意」,而迴圈股總是在高倍數時被買、低倍數時被賣。他真正看到機會的地方,是公開市場的非 AI 與 AI 基礎設施周邊標的,以及他認為相對不受 AI 影響的產業——目前流動性正流向那裡。上一個財年末,WashU 約有 70% 在私募,但之後有一部分已轉為流動,正重新配置到公開市場。
歐洲與中國的價格反映悲觀,而 WashU 正在買進
Wilson 的地理佈局是價值論點,不是成長論點。他說在歐洲,KPI 與單位經濟效益相當於美國同業的公司,交易的是個位數的本益比,而不是高倍的營收倍數。近期動作包括一家西班牙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一家總部在倫敦與新加坡的全球金融科技公司。他把價格與價值明確分開:用 100 買進他認為值 300 的東西、並以強勁速度複利,勝過在美國付五倍倍數換取同樣的複利。
關於中國,WashU 在上海辦公室有兩名常駐員工,且自 Jamie Dimon 說中國「不可投資」(Wilson 如此轉述)以來持續加碼。他主張地緣政治風險一直都看得見,而且其他已開發市場的表現更糟:英國把離岸能源稅率從 25% 提高到 75%,他稱之為「基本上等於沒收公司一半」,挪威也做了類似的事。他說在中國沒見過這種行為。
他承認結構性摩擦——美元與人民幣計價、VIE 架構、晶片與其他敏感產業的限制——但主張創業者一般偏好美元架構,好公司仍然可以接觸到。前提是要有當地合夥人與實地導航;過去五年 WashU 在中國的活動偏向共同投資與單筆交易。
Sequoia 的常青架構是適配問題,Wilson 也直言不諱
依 Stebbings 的說法,Wilson 是唯一一位告訴 Sequoia「永久/常青基金架構並非最佳」的資產配置者。他平靜地確認了實質內容:這個決定重大到需要與董事會討論,而該架構「跟我們這種共同投資模式不太契合」,使 Sequoia 在當時不是 WashU 的好夥伴。他補充,這個轉變對某些 LP 可能不利,而他之後也沒密切追蹤這家公司。他承認報酬一直很出色,並說「我們過得還不錯」——同時 Stebbings 追問反方論點:你不會拒絕 Sequoia。
這段對話帶出 Wilson 不喜歡的更大模式:LP 抱怨被迫從大型平臺吃下印度基金、中國基金、生技基金、加密基金與遊戲基金,然後承認自己還是認購了。WashU 選擇拒絕,並把資金用在別處。
他會改變什麼,以及他為何留下
若沒有利害關係人的限制,Wilson 會把 5% 的提撥拉長到更長的期間平滑。他把這描述為真實的張力:捐贈基金存在的目的是支援大學的使命,但固定的 5% 提撥在不同市場環境下、取決於捐款流入,很難維持。除此之外,他說在 WashU 幾乎沒什麼他想做卻做不到的事。
他說他留下來,是因為董事會、校方高層、團隊,以及他形容為優渥的薪酬——「每天來上班的成就感與樂趣,也許有一半以上來自你能跟誰一起工作。」他確認自己曾有其他機會。
他的快問快答:他最希望 WashU 有投資的基金是 Benchmark,另外是整體上對早期創辦人基金加大配置;Cerebras 是透過 Eclipse 投進去的;投資組合裡最好的投資人是 Addition 的 Lee Fixel,理由是務實、價格紀律、願意為品質付高價,以及盡職審查嚴謹;他最想延攬進董事會的人,是具備深厚產業專業的人,他點名 Elon Musk 或 Thomas Rehagen(依逐字稿轉寫);他最敬重的捐贈基金操盤人,是密西根大學的 Eric、維吉尼亞大學的 Robert、MIT 的 Seth,以及布朗大學的 Jane 與現任的 Josh,評判標準是數十年的長期績效。並沒有組織化的 CIO 晚宴巡迴,只有非正式的聊天群組,以及出差行程重疊時碰面。
他最後的建議,也是他給學生的那句話:在最不需要天賦的事情上做到最好——準時出現、保持好奇、努力工作、儀容得體、問好問題、尊重他人並待人和善。他指出,AI 工具如今讓做好這些準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
本集未解的張力值得持續追蹤:Wilson 操盤的是捐贈基金界最集中、私募比重最高的投資組合之一,同時又主張私募 AI 估值已脫離基本面、今天半數 AI 公司十年後將不復存在。他的調和方式是:Anthropic 只透過他不易出售的分散型基金部位持有,並把新增流動性導向公開市場。這究竟是紀律,還是一個若結構允許他就會退出的部位,是這場對話留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