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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ilders with Walter Isaacson(youtube.com)· Walter Isaacson·· 13 天前品質評分58

Palantir 執行長 Alex Karp 談神經多樣性創辦人:「你不會被主流文化殖民」

Palantir 執行長 Alex Karp 談神經多樣性創辦人:「你不會被主流文化殖民」

重點導讀

Palantir 執行長 Alex Karp 主張,AI 將擴大財富不平等並傷害中產階級;他提出課徵 50% 遺產稅,以及削減支出等取捨方案,同時警告真正的隱私威脅來自商業資料蒐集,而非政府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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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Palantir 執行長 Alex Karp 主張,AI 將擴大財富不平等,而科技業背離其國防與價值創造的根源,正在撕裂美國社會。本集節目大致上是一場範圍廣泛的對談,涵蓋 Karp 的個人經歷、Palantir 的創立與反恐工作、隱私與監控、財富稅辯論,以及矽谷與美軍的關係;標題所點出的 AI 對中產階級的衝擊,只在討論財富不平等與稅制的段落中短暫提及。

傳記作家、《The Builders》主持人 Walter Isaacson 訪談 Karp,談到一個局外人的身分認同——閱讀障礙、混亂的家庭、一篇海德格(Heidegger)博士論文——如何形塑出一家他口中「沒有任何圈內人蓋得出來」的公司。讀者讀完應能掌握 Karp 對 Palantir 三年零營收階段的說法、他對「在法律令狀下進行監控」的辯護、他提出的「以稅換效率」交易,以及他對大型語言模型供應商拿企業資料訓練模型的批評。

Palantir 的優勢,來自違反每一條軟體業慣例

Karp 表示,那款「改變了歐洲歷史」的反恐產品,唯有打破標準做法才做得出來。他描述的傳統模式是:做一個勉強有用但會讓人上癮的產品,養一大批業務,然後「違背客戶意願」把它賣出去——他把這比喻成性病,「很容易得到,要擺脫可能很難」。Palantir 反其道而行,花了約三年打造有價值的東西,期間完全沒有營收。

「三年,零營收。基本上要瘋了才做得出這種事。我確實認為,這需要一位神經多樣性的人掌舵,才撐得過去。」

他把設計目標定為同時滿足兩個對立的陣營:阻止恐怖攻擊,以及保障公民自由。Karp 聲稱這款反恐產品阻止了數百起攻擊,其中許多原本會發生在歐洲;他也說同一條產品線如今「對烏克蘭的防衛至關重要」。這些都是他的說法,本集並未提供獨立來源佐證。

閱讀障礙與局外人身分,是他口中公司與眾不同的根源

Karp 說他一直隱瞞自己的閱讀障礙,直到受訪前大約六年(以 2026 年發布日推算,約為 2020 年)才公開;他現在把它定義為與書面語言之間一種弱化、非聲調式的關係——「更像是一種轉譯功能」,儘管他擁有博士學位,Palantir 許多文案至今仍由他操刀。他的論點是:閱讀障礙者「沒有被主流文化殖民」,所以他們直接面對問題本身,而不是透過承襲來的模板。

他把這一點推及所有傳記書寫,告訴 Isaacson:「如果你是純粹的圈內人,你寫不出你寫過的那些東西。」他形容大多數自稱局外人的人都是「假局外人」,還開玩笑說自己的幻想是「投胎成巴伐利亞的天主教獸醫」——一種每年休假八週的圈內人生活。

談到家庭,Karp 說父親深受一位早逝的德國猶太裔母親影響,而父親後來娶了一位「才華高得刺耳、高得令人痛苦、脾氣有點難搞的黑人女性」,部分原因是為了刺激他那勢利的繼母。他認為父母難看的離婚與複雜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一件最適合用來打造」Palantir 的產物:對自身生存能力的深度信任,加上「對結構的潛在不信任」。

海德格,解釋了 Karp 為何說極左與極右是同一回事

Karp 在研究所時期寫過一篇批評馬丁·海德格的論文。他稱海德格——與維根斯坦並列——是過去兩三百年最重要的兩、三位哲學家之一,同時點出其生平矛盾:海德格的指導教授胡塞爾是猶太人,他的情婦漢娜·鄂蘭是猶太人,而他本人卻成了狂熱的納粹支持者。

Karp 的政治論點是:當今大多數反動運動,無論左右極端,「都假裝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其實是海德格式的」。他自稱「不快樂的民主黨人」,並警告黨內有一派並非進步派,而是想要「一種看起來像封建制度的社群主義經濟」;這一派擺出孤立主義姿態,實際上卻把重心放在它感到不自在的群體上——「那就是右翼政黨。」

他以田野經驗為依據:在德國,他特地到鄉間尋找前納粹分子,因為「城市裡沒有前納粹分子」。他的結論是,反猶確實是動機之一,但更大的吸引力來自希特勒的魅力,以及對一項正當國家授權與愛國心的濫用——「而愛國心對人類是必要的。」

監控唯有在法律令狀下才站得住腳

Isaacson 追問 Palantir 的監控惡名。Karp 在法律授權下的監控與無授權的監控之間劃下硬線,稱這個區別「在政治上、道德上、技術上都很重要」。他說 Palantir 在歐洲的部署主要用於組織性職業犯罪、邊境執法與恐怖主義案件,而國內情報在這些情境下需要類似「相當理由」的門檻。

他坦承技術上的難處:令狀會到期,產品必須讓機關只在令狀存在時保留資料,並處理令狀失效後的情況。他也主張,更大的監控風險來自商業而非政府——對 Google 什麼都知道都無所謂的學生,低估了自己的想法有多少是被他們使用的產品所形塑。

「Palantir 這套東西,在技術上與實務上,都和他們想的正好相反……他們真正說對的一點是:如果讓企業掌控所有資料,它們就會掌控你的想法。」

他最尖銳的表述,是關於「有效治安」的替代方案:如果 Palantir 在歐洲協助阻止的那些攻擊真的發生,「你們就會出現某種極左或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而他說這兩者「基本上會是同一回事」。他補充,在法西斯國家裡「只有一個犯罪集團」——就是政府——而像他這樣思想越界的人會第一批被押去槍斃。

他支援在國內限制某些為戰場打造的 AI,主張立法應把軍用級技術擋在國內用途之外,同時美國仍要繼續製造,因為「如果我們不做,我們就會被徹底殲滅」。他駁斥「削弱軍力就能帶來和平」的想法:那是「半個白痴的人、或者其實是想要戰爭的人的幻想」。

Karp 對不平等的解方是「以稅換效率」,不是財富稅

Karp 承認 AI 會擴大差距:即使藍領與技職勞工接受再訓練、薪資以通膨兩倍的速度上漲,他們「仍不太可能跟上」科技與 AI 工作者——後者可能富有 10 倍、20 倍甚至 50 倍。他把兩個他認為被錯誤混為一談的問題分開:不平等本身,以及讓窮人的生活實質變好。

提案Karp 的立場理由
財富稅反對幫不到窮人、破壞社會共識、破壞科技文化(創辦人資產缺乏流動性),且需要監控才能估算資產價值
對像他這樣的人加稅有條件支援唯有搭配明確的浪費削減,且不能摧毀美國科技業
遺產稅他稱之為自己偏好的版本他丟擲 50% 的數字
以稅換效率他的核心提案「你每多繳一點,就能換到一點」——多繳稅,政府則以減少一半浪費來回報

他指出,AI 讓財富估算從不可行變成可行——它可以推估你名下所有資產的價值——但他把這當成反對財富稅的理由,而非支援的理由。他也警告,如果只挑不平等辯論的其中一邊,「你就是在分裂社會」,而付代價的是那些沒有聲音的人,因為他們的民意代表「有興趣的是殺掉富人」,而不是從結構上幫助窮人。

LLM 供應商正在掠奪企業資料,而 Palantir 賣的正是反向解方

Karp 說,美國企業發現自己一邊付錢買 LLM 產品、一邊正在用自己的專有資料訓練模型——而且是世上最有價值的資料——反應是「暴怒、火大、氣到不行」。他把這種關係比喻成管理顧問公司「乘以 500 萬再規模化」,最後的結果是「你的生意變成他們的」。

他說自己每天花很多時間告訴企業:Anthropic 的 Dario Amodei「不是那個漫畫形象……不是黑武士」,同時也承認顯而易見的反駁:如果他們那麼有道德,怎麼能一邊收我的錢、一邊拿走我的資料去做競品?Palantir 的答案是數位主權——公開合約與指引,說明封閉模型與開放模型的差別,並把自家的 ontology 當成兩種東西來賣:既是把原始資料變成價值的「阿法創造器」,也是讓客戶能與模型互動「而不被燒到」的保護層。

他陳述的主權原則是:相信主權機構與主權個人,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有一套「推定版本的第一修正案與第四修正案」。他以此對比為國防部、烏克蘭與以色列做的戰場工作——在那些地方,合作夥伴的資料方法「不該讓任何其他人理解」。

矽谷因軍方而存在,卻背棄了它的價值契約

Karp 稱矽谷是「一座高度絕緣的島」,而且是偽君子:它「沒有美軍根本不會存在」,因為它本來就是史丹佛、政府部門與創投模式混合而成的產物。他把國防科技地位的恢復歸功於伊隆·馬斯克、Palantir 及其校友,並說政府「失去了它的酷勁」。

他對撕裂的診斷是經濟性的。原本的默契是:富人會被放過,因為他們同時也在創造價值;當路易斯安那州一名木匠的物質生活不比 30 年前好,而一小群人靠消費主義與廣告富有 100 到 200 倍時,這個默契就破了。他承認,正是矽谷的財富創造力,才讓 Palantir 這種「雜種怪咖」募得到錢——「我們是最後才拿到錢的那種人」——但他說,破壞這個契約就是在撕裂社會。

他對 AI 領袖們的對外訊息毫不留情:正常的政治運動裡,領袖會說情況會變好,但在這裡,「運動裡的人」卻說你的日子會很慘、你會沒工作、你可以靠他們給你錢——而他們自己期待身價暴漲。他把這連結到國家目標的匱乏,以及微型次文化中「會讓你被踢出文化的差異愈來愈小」,並舉例說有民主黨人因為他說黨「瘋了」而排擠他。

Karp 對機器智慧的答案,是建國先賢而不是議會

Isaacson 最後問:當機器在認知能力上超越人類,人還剩下什麼特別的?Karp 的答案屬於憲政層次,而非技術層次。他主張美國與歐洲不同,因為這裡的權利建立在「對一個更高存在的預設」之上,意味著人的精神中有某種東西受法律保障、也被美國人內化——某種「超越我們說話能力與認知能力」的東西。

他舉第一與第二修正案為例,說它們「至今仍極度激進」;他說他不認為該容許「塑膠製的 50 口徑槍枝在街上亂晃」,但相信擁槍權讓政府處於守勢;他也說第四修正案的隱私權,保障了人在自己的空間裡「憑空想出可能完全異端或冒犯的東西」的能力。他對邊緣右派與 DSA 左派抱持同樣的懷疑,理由也一樣:「他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掉我們的憲法。」他也說自己從來不是新保守派,比起改造其他國家,他更希望美國贏。

值得關注

尚未化解的張力,正是 Karp 自己的:他想對像他這樣的人加稅,但前提是搭配一套沒有任何政府同意過的削減浪費機制;他想在國內限制 AI,卻要在戰場上大力發展;他想保護隱私,卻為那些讓隱私倡議者不安的監控產品辯護。他的數位主權主張能否成立,考驗在於企業買家是否真的會要求合約保障、拒絕被拿去訓練模型,還是繼續付錢買那些悄悄吸收他們資料的工具。同樣值得追蹤的是:他這位「不快樂的民主黨人」對黨內進步派的批評,是否會轉化為任何政治行動;以及 Palantir 在烏克蘭與以色列的戰場工作,是否會招來他口中樂見的國內立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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