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專利懸崖:罕見癌症治療的轉捩點
ADC 專利懸崖:罕見癌症治療的轉捩點
專利律師 Robert Andrews 指出,隨著 ADC 專利陸續到期,生技公司應建立多層次專利組合並妥善管理自由實施權(freedom to operate),才能在生物相似藥競爭與統一專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的環境下,守住罕見癌症 ADC 的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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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Andrews 是 Mewburn Ellis 的合夥人兼專利律師。他主張,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有機會讓癌症治療的依據從腫瘤位置轉向腫瘤的分子特徵;但開發成本高昂、專利空間擁擠,使開發者仍優先追逐大患者群體。對談大部分時間聚焦在 ADC 專利策略——層層堆疊的專利組合、自由實施(freedom-to-operate)、統一專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以及基礎專利到期後會發生什麼事——標題所稱的「專利懸崖」與罕見癌症角度反而佔比較小。內容也涵蓋 ESMO 2026 的資料發表、中國與韓國生技業日益吃重的角色,以及開發經濟學。
Andrews 擁有劍橋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輔導 ADC 公司擬定專利策略約 20 年;主持人為 Dylan Cassain。讀者讀完後,應能建立一套可用的模型:ADC 的智慧財產權如何分層堆疊、專利地景在哪裡擁擠、哪裡還有空間,以及 Andrews 為何認為平臺授權能讓小型創新者起步,進而長成能自給自足的生技公司。
ADC 可能讓治療單位從腫瘤位置轉為腫瘤生物學
Andrews 最核心的治療主張是:ADC 能讓腫瘤學「從主要以腫瘤長在哪裡來定義,逐漸轉向以其分子特徵來定義」。在他描繪的臨床情境中,病人的腫瘤會先做標靶分析,再依此挑選 ADC,接著監測反應;當腫瘤演化或產生抗藥性時重新分析,下一次治療就攻擊不同的標靶,或同一標靶但改用不同的載荷(payload)。
他認為這還處於早期,但已是現實而非空想。Trastuzumab deruxtecan(Enhertu)是他眼中「最清楚的概念驗證」:該藥目前已取得針對 HER2 陽性實體腫瘤的適應症,依據是分子標靶而非腫瘤原發部位,他說這顯示主管機關能夠接受跨越傳統癌症分類的藥品標示。但他隨即補充限制:單有 HER2 表現,並不保證每個腫瘤都有相同反應,「背後的生物學在這裡仍然非常重要。」
談到誰能受益,Andrews 對先後順序說得很直白。長期而言所有人都能受益,但短期經濟效益指向大患者群體,因為試驗收案較容易、商業機會也較明確。在他看來,罕見癌症患者之所以較早受益,主要靠「正向的機緣巧合」——為常見癌症開發的 ADC,後來發現其標靶也表現在某種罕見癌症上。
他也把雙標靶與個人化區分開來。雙標靶 ADC 例如 AbbVie 的 ABBV-969(他說該藥在攝護腺癌中同時針對 PSMA 與 STEAP1),是透過涵蓋兩個標靶表現量不同的細胞來處理腫瘤異質性。但他說,個人化來自生物標記資料告訴你哪些病人需要哪種標靶架構,而不是來自雙標靶設計本身。他舉一款中國開發的 EGFR/HER3 ADC 為例,認為它把這個概念推得更遠,並稱其為全球首款獲準上市的雙特異性 ADC。
專利懸崖開啟設計空間,但不等於技術免費
標題所稱的「專利懸崖」得到了審慎的處理。Andrews 說,ADC 基礎專利到期會擴大「去風險工具箱」——技術上已驗證、商業上已證實的技術可以用較輕的授權負擔取得,有助於壓低研發成本。但他附帶的提醒才是重點:專利到期「不代表整項技術突然間就能免費使用」。後續的改良專利、製程專利,以及未公開的營業秘密,仍然構成限制。
他預期生物相似性 ADC 終究會出現,因為商業誘因必然催生,但不會是學名藥式的大舉湧入。原因有三:ADC 是異常複雜的藥物(抗體製程的變異性,加上連線子、載荷與偶聯化學);主管機關尚無針對生物相似性 ADC 的成熟審查途徑;因此早期進場者會是規模大、經驗豐富的生物相似性藥廠,鎖定當今的暢銷藥,因為只有這樣的報酬才值得他們搶先投資。隨著主管機關與開發者累積經驗,成本與風險應會下降。在那之前,他預期專利到期會催生更多以新近可取得的元件打造的新世代 ADC,而不是模仿性的生物製劑。
ADC 的智慧財產權是隨資產演進的分層組合
Andrews 形容,建構良好的 ADC 專利組合是多層次的,起點是 ADC 本身。每一個元件——抗體、載荷、連線子、載荷單元、偶聯化學,以及完整的構造——都可能是專利機會,取決於各模組從何而來。隨著開發計畫推進,臨床使用相關的層次會陸續出現:病人選擇、藥物組合、給藥方式與製程。
他的說法是:早期專利保護核心平臺或構造;後期創新則保護你怎麼使用它、治療哪些人、怎麼製造它。「專利組合會隨著藥物一起演進。」
過去三到五年,專利地景變得擁擠,但並非全面如此。擁擠主要集中在既有標靶(HER2、TROP2)、既有的拓撲異構酶-1 抑制劑載荷,以及既有的偶聯與連線子—載荷平臺。這種集中反而留下較不擁擠的區域可供切入,而快速創新也不斷開闢新的空白地帶——新型載荷、新型標靶架構。他對好策略的看法是:「重點不只是申請更多專利,而是理解這項技術正往哪裡走。」
自由實施應是持續進行的專案,而非一次性的關卡
Andrews 建議早期創辦人把自由實施(FTO)視為持續進行、且與資產成熟度相稱的工作,而不是單一道關卡。早期先做輕量檢索,找出主要路障,因為早期階段的開發計畫還有較多轉圜空間——可以談授權、換掉某個元件、改走別的路線。當計畫通過一道道研發關卡、技術定案之後,再以更深的程度重做分析。他提出的理由是資源現實:新創資源緊繃時,扎實的檢索既耗時又燒錢。
至於在他人技術上繼續開發,他說授權已驗證的連線子、載荷或偶聯平臺,是常見且支撐產業榮景的策略,可降低技術風險、加快開發速度。關鍵在於看清這層關係會帶來什麼——授權是否涵蓋你日後可能想要的標靶與適應症,以及你能否再授權給未來的合作夥伴。策略重點不是擁有每一個積木,而是清楚自己的價值在哪裡、在周圍建立智財權,並確保能穩定取得其餘部分。
訴訟目前平靜,但很可能轉趨激烈
按 Andrews 的說法,ADC 專屬的爭議目前仍少見。他引用歐洲專利局的資料指出,所有技術領域中約有 2% 的專利會透過異議程式遭到挑戰,生技領域則升至約 4–5%。他最近做的一次檢索只找到四件真正屬於 ADC 專屬的歐洲異議案。
他舉出一件跨國爭議:在美國,Seagen 控告 Daiichi Sankyo 侵害 Enhertu 所使用的技術;Seagen 原本勝訴並獲約 4,000 萬美元賠償,但該賠償在上訴時被推翻。他預期,隨著今日相對年輕的 ADC 資產成熟、商業利益升高,挑戰活動會增加。
統一專利法院(UPC)讓情勢朝兩個方向改變。在 UPC 之前,一件獲準的歐洲專利會拆成各國專利(法國、德國、英國),執法只能透過各國法院零碎進行。在 UPC 之下,一件專利可涵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參與國,一次訴訟就有可能在他所稱約佔歐盟 GDP 八成的地區取得禁制令。該法院也擁有強大的證據保全與臨時救濟手段,能迅速形成商業壓力。這種集中效果反過來也一樣:競爭對手可以集中攻擊,一次拔掉所有參與國的保護。專利權人目前必須選擇讓專利留在統一體系,或選擇退出、回到各國體系——這是每項資產的關鍵策略決定。
新型載荷是最有價值的開放賽道
被要求在 ESMO 座談的三個趨勢——雙特異性、雙載荷與位點特異性偶聯——中選一個時,Andrews 拒絕從中挑選,把票投給新型載荷。他的理由是:ADC 仍依賴為數相對不多的載荷類別,其中拓撲異構酶-1 抑制劑佔了臨床管線的一大部分。隨著 ADC 成為治療的常規環節,載荷抗藥性與交叉抗藥性將愈來愈棘手,而新型載荷機制能在抗藥性出現時提供不同選項,同時擴大可攻擊的生物學範圍。
他舉出一個商業訊號:Novartis 收購倫敦的 Myricx Bio,其領先專案當時仍在臨床前階段,建立在新型 NMT 抑制劑平臺上。Andrews 解讀這筆收購是「對新型載荷技術的一次實質信心投票」。
談到 ESMO 2026,讓他印象深刻的不是三個 ADC 試驗在乳癌晚期資料中顯示無惡化存活期改善這件事本身,而是產生這些結果的技術之多樣——已經超越單一抗體、單一標靶、單一細胞毒殺載荷。身為專利律師,他也點出另一面:打造有效藥物的方法很多,但「這些創新者撞上第三方智財權的途徑也一樣多」。
中國添了一座創新引擎,韓國示範授權打法
Andrews 不接受「ADC 創新已轉移到中國」這種說法,但表示這領域已變得全球化許多。中國企業不再只是快速跟隨者:他舉出雙特異性與雙位點(biparatopic)ADC 等差異化技術,正快速進入臨床並產出晚期資料。西方大型藥廠正把中國生技業當作創新來源,而他形容中國原產 ADC 相關授權交易的數量與金額「著實驚人」。
至於韓國,他大約 12 年來定期造訪,特別點出「平臺加合作」模式:LegoChem Biosciences 的 ConjuAll 平臺、LigaChem Bio 的抗體平臺,以及 Orum Therapeutics 的降解劑複合體——各自不同的技術,都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合作。他把這個模式部分歸因於韓國國內融資相對受限:企業不會把每一項資產都往後推到很深的開發階段,而是從一開始就打算授權平臺、創造營收、取得外部驗證,再回頭投資自家管線。
他給歐洲 ADC 創新者的啟示是:授權不必是終點,它可以是從小型創新者走向擁有自有資產、能自給自足的較大型生技公司的一個中繼站。
開發成本有利平臺模式,罕見癌症訴求需要更大的框架
Andrews 把 ADC 的開發成本粗估在 10 億美元量級,依據是一篇已發表的 Enhertu 研發分析,他記得數字約在 9 億至 11 億美元之間。成本驅動因素是生物製劑、載荷化學、偶聯,以及 ADC 所需的製程與 CMC 裝置加總起來。抵銷之道在於模組化:已驗證的平臺讓你重複使用連線子—載荷技術與製程知識,降低新 ADC 的風險與成本。
對正在評估罕見癌症適應症的小型生技公司,他的建議是別把它當成獨立市場來推銷,因為經濟效益看起來很吃力。應該改問:同一個分子標靶是否也出現在其他癌症?ADC 平臺能否重複使用?這個罕見癌症是不是合理的臨床或市場切入點?腫瘤不分原發部位的趨勢,正是在這裡產生商業上的決定性作用——一連串個別規模不大的患者群體,合起來可以形成有意義、以生物標記定義的市場。他的總結是:把罕見癌症 ADC 定位為「建立在已驗證平臺上、更廣泛生物標記定義策略中的灘頭堡」。
他也認為主管機關有明確角色。孤兒藥誘因——法規輔導、費用減免、市場 exclusivity——能改善小群體的商業可行性。而罕見適應症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病人進行傳統大型試驗,因此籃子試驗、以生物標記定義的研究,以及跨國協調開發就變得重要。他說,如果病人愈來愈是以分子標靶而非腫瘤型別來定義,法規架構就必須能夠容納把較小的生物標記定義群體聚合起來。
合作關係也出自同一套邏輯。ADC 是多部件、技術複雜的分子,小型生技公司要從零開發抗體、連線子與載荷,在商業上並不實際。與已驗證的平臺供應商合作,能讓小公司把創新集中在真正創造價值的地方,平臺公司則多一個營收機會,若 ADC 成功,還多一個驗證自家平臺的案例。
值得觀察的重點
Andrews 的十年觀點是:ADC 將愈來愈不被視為個別藥物,而是個人化療程的組成積木——更廣泛的載荷與劑型選擇、大幅改善的疾病分析,以及能重新分析腫瘤、切換標靶、載荷或偶聯以維持精準度的調適性治療。他自己論述中未解的張力在於:這個個人化的未來取決於分析技術,也取決於法規能否聚合小型生物標記定義群體;但近期的經濟效益仍舊獎勵最大的患者群體,以及最擁擠的標靶與載荷類別。兩件事值得追蹤:隨著年輕 ADC 資產成熟,挑戰活動是否增加(這是他的預測);以及隨著主管機關累積經驗,生物相似性 ADC 的審查途徑是否成形。Andrews 表示,他將於 2027 年 3 月在 World ADC London 2027 主持一場 ADC 智財權工作坊,並在 LinkedIn 與 Mewburn Ellis 網站上發表關於 ADC 與複合體科學、智財權及商業策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