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對南非的誤解
馬斯克對南非的誤解
Paul van Zyl 詳述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如何以附條件特赦在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取得平衡,並主張其經驗如今指向南非非洲民族議會(ANC)交出政權,以及以自然為本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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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van Zyl 曾任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執行秘書,本身是人權律師。他主張:以特赦換取真相,是和平轉型必須付出的代價;而英國從未給北愛爾蘭同等的清算機會。這場對談大部分時間談委員會如何建立、聽到了什麼,之後轉向南非在 ANC 執政下被掏空的國家機器、van Zyl 指控背棄反種族主義義務的南非白人科技界人物,以及他目前在倫敦 Conduit 俱樂部投入的水資源與體育場館工作。標題所問的「英國能學到什麼」,只在談到北愛爾蘭的一段對話裡短暫出現。
van Zyl 當年 25 歲,用投影膠片寫出委員會的營運計畫,親手交給屠圖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大主教叫他隔天就開工。他的身分是參與者,不是歷史學者:他描述曼德拉傳真給 Albie Sachs、催生有條件特赦的經過;描述如何產生骨牌效應,一路把安全部隊將領往上牽連;也描述 F.W. de Klerk 的「可信推諉」如何在聽證室裡徹底瓦解。讀者讀完應該能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理解:有條件特赦如何在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取得平衡;也能清楚看見南非治理為何終究還是敗壞;並理解 van Zyl 的論點——面對過去從來不是選項,能選的只有時機。
有條件特赦,是和平轉型的代價
1993 年 12 月議定的臨時憲法,對過去的罪行隻字未提。白人安全部隊將領告訴曼德拉,種族隔離時代的領導人曾承諾給他們特赦,少了這一項,他們不保證選舉能和平舉行。曼德拉的解法是把特赦推到轉型之後:在新憲法附加的過渡條款中,約束第一屆民主國會必須通過特赦法。van Zyl 把這套機制歸功於一次傳真往返——曼德拉寫信給當時人在國王十字區一間廉價旅館開會的人權法官 Albie Sachs,Sachs 在背面回覆:不要全面特赦,要真相委員會,而且只接受個案申請。
van Zyl 的框架是:特赦是為加害者設計的工具,而種族隔離體制製造了數以萬計的受害者。委員會的設計把兩者綁在一起:受害者在公開場合陳述遭遇,苦難得到正式承認;加害者則必須揭露自己做過什麼,才能換到特赦。他稱這是一種道德上的交換,也呼應曼德拉本人在民主與正義之間的權衡。
委員會參考了智利、阿根廷、衝突後的南斯拉夫、北愛爾蘭等案例,結論是智利的閉門真相委員會過於謹慎,因為當時軍方威脅仍然真實存在。南非可以更強硬:兩萬四千份受害者證詞、公開聽證,以及一個硬性截止期限——期限過後仍未申請者,一律起訴。
一名叛逃者的檔案,沿指揮鏈引爆連鎖反應
van Zyl 指出,曾有長達三個月的時間,委員會完全不知道加害者會不會乾脆保持沉默。突破口是 Dirk Kia(依 van Zyl 給出的拼法),這名殺手小組的重要人物多年前叛逃,跟著 ANC 流亡盧沙卡,而委員會握有他的資料。委員會放出風聲,讓外界知道自己手上有 Kia 的材料,與他最親近的人便開始鬆動、陸續申請特赦。
特赦申請的制度設計,接著完成了其餘的事。申請人若要證明某起殺人是政治犯罪,就必須證明行動經過授權——於是申請人供出上級,上級只好自己也來申請;一路往上,直到一名警界將領出面,把他授權過的所有罪行全盤托出,又牽出下遊一連串新的犯罪。van Zyl 形容這個過程像癌細胞擴散,並與受害者在電視與廣播直播前作證的過程同步進行。
flowchart TD
A["委員會釋出訊息,表示握有叛逃者 Kia 的檔案"] --> B["與 Kia 最接近的行動人員申請特赦"]
B --> C["為證明政治動機,申請人必須證明行動經過授權"]
C --> D["他們供出上級,上級只好也提出申請"]
D --> E["一名警界將領申請特赦,並揭露自己授權過的所有罪行"]
E --> F["指揮鏈下游又浮出新的罪行"]
F --> C
受害者的證詞,瓦解了政權的道德防線
van Zyl 說,「人權侵害」這四個字很容易順口溜過——酷刑、暗殺、失蹤、種族滅絕——直到有人用自己的話把它講出來。他舉的例子是 Joyce Simkulu,她在最初幾場聽證會之一作證。她的兒子 Sipho(逐字稿把 van Zyl 的發音記成「Sepi」)是青年運動者,依緊急法規被拘留,遭人下毒,毒物是鉈——一種無色無味的藥物,會導致掉髮,並損害行動能力與言語。律師緊急聲請讓他出院,檢驗確認中毒,隨後對警察與治安部長提起訴訟。他正在康復,某天早晨母親到醫院,卻發現病床空了。
後來的特赦申請查明:安全部隊在夜裡將他綁走、殺害,並在柴堆上焚屍。聽證會上,Joyce Simkulu 伸手到桌下,拿出一個塑膠袋,舉起一團看似黑色羊毛的東西——那是兒子生病期間她收集下來的頭髮——告訴委員會,這是她僅存的兒子的遺物,她必須知道發生了什麼事。van Zyl 說,整個國家為之屏息:從那一刻起,再沒有人能把種族隔離說成「隔離但平等」,或說成出於善意的社會實驗。他還提到,那幾場聽證會的收視率比足球賽還高。
De Klerk 的「可信推諉」在聽證室裡瓦解
van Zyl 認為,從安全部隊加害者口中挖出真相的機制運作得還算可以:聽證公開、受害者由南非最優秀的人權律師代為詰問、作偽證就換不到特赦。真正的失敗發生在政治層級。將領們承認授權殺人並申請特赦;最高政治領導層卻說,那些只是過度熱心的害群之馬,他們絕不可能授權這種事。
委員會於是把這些案子攤到 F.W. de Klerk 面前。被問到認為是誰在執行殺人、以及南非精密的情報體系是否調查過,國家情報首長作證說查過——結果查出是自己人。再問接下來怎麼處理,他說他向總理報告,然後就沒有下文。van Zyl 描述屠圖整個人癱在椅子上,只希望 de Klerk 乾脆承認政治責任;van Zyl 說,若他真認了,屠圖會跳過桌子去親他。de Klerk 幾個月後辭職,在記者會上說自己與過去的衝突牽連太深。van Zyl 說,這場缺席的清算,讓整個國家心裡留下難以抹去的苦味。
曼德拉與屠圖提供了制度本身給不出的道德資本
van Zyl 懷疑,少了這兩個人,轉型根本不可能發生。曼德拉的資產是無窮無盡的道德資本,足以說服黑人南非人讓後種族隔離的國家真正成立;屠圖的資產則是一把從不失準的道德羅盤。兩個故事足以說明。
van Zyl 正準備在委員會上詰問前強硬派總理 P.W. Botha 時,屠圖深夜來電。van Zyl 以為大主教是要確認準備進度。結果屠圖是打來說:如果 van Zyl 讓「老人家」難堪,就準備被開除——Botha 當過國家元首,必須以尊嚴相待。後來 Botha 拒不出席傳喚,委員會起訴他的罪名不是種族隔離罪行,而是未遵從合法送達的傳票。他的抗辯是:委員會根本沒有正當問題,只想羞辱他。開庭第一天,van Zyl 被傳上證人席,把這通電話原原本本說了出來——這個抗辯佈局,大主教當初不可能知道自己正在替他鋪路。
至於曼德拉,他始終與委員會保持距離,告訴屠圖:他負責治國,過去交給委員會處理。他只來聽過一次。湊巧的是,他坐著聽完的那一小時,正是一名白人女性作證,她的孩子死於解放運動放置的炸彈——van Zyl 比喻,這就像只讓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聽法國抵抗運動的罪行。曼德拉後來說,那段經歷讓他更確信:即使是正義的鬥爭,也必須遵守國際規範;站在解放一方的人,同樣可能濫用權力。van Zyl 指出,解放運動鮮少做出這種讓步,它們通常主張目的正當即可不擇手段。
「真相委員會從來無法確立真相。它們做的只是縮小不可容許的謊言範圍。」——van Zyl 引用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並表示認同
北愛爾蘭從未獲得有系統的清算,後果已經顯現
van Zyl 回答前先宣告,他很反感外人對別的國家指指點點。他的評估是:北愛爾蘭從未真正全面清算——沒有完整交代誰對誰做了什麼,也沒有挖掘殺戮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相關事實是透過各種調查與委員會,零散地拼湊出來的。他的通則是:面對過去不是選擇題;一個社會可以主動、按自己的方式處理,否則過去就會按它自己的方式找上門,而他說,後者幾乎總是造成更大的分裂。
Campbell 同意這點,並舉 Drumcree 遊行等懸而未決的爭議為例,說明那些因為太敏感而被擱置的課題。他也提到,英國有一部分是在私下處理的——透過密函與私下保證——並質疑 IRA 領導人是否真有可能坦白自己做過什麼。van Zyl 引用的伊格納蒂夫那句話,正是他對真相工程現實上限的回答:不是完整真相,而是一條底線,讓否認從此不被容許。他說,南非委員會結束時,沒有人能否認有人遭到酷刑、處決、失蹤,沒有人能否認最高層知情,沒有人能否認解放運動也負有部分責任——但同時必須堅持,絕不能把種族隔離這個體制與解放運動的罪行畫上等號。
ANC 執政太久,國家機器被掏空
van Zyl 說,曼德拉與屠圖若看到今日的南非,大概會掩面嘆息;屠圖生前就已陷入絕望。他的診斷有三部分。第一,沒有任何政黨該連續執政 20 或 25 年——權力連最好的人都會腐化,而一個自認與解放運動血肉相連的政黨,很容易覺得自己有資格。第二,國家機器被掏空,主要發生在 Jacob Zuma 時期,政策執行力與制衡機制同時受損。第三,轉型只換掉了金字塔頂端的顏色,底層三到四成的人幾乎沒有感受到激進的改善。
| 指標 | van Zyl 的說法 |
|---|---|
| 未就業、未就學、未受訓的青年 | 是英國比率的三到四倍 |
| 貪腐 | 依透明國際指數,南非已連續 15 至 20 年逐年退步 |
| 經濟成長 | 長期停滯 |
| 犯罪 | 居高不下 |
| 反例 | 開普敦市政府治理極佳;其首席韌性長在全球巡迴演講,談如何避免水源枯竭;銀行與 IT 產業成熟 |
談到 Cyril Ramaphosa,van Zyl 主張政治人物早年養成的手法是會延續一輩子的。Ramaphosa 是談判高手——他與現任南非駐美大使 Roelf Meyer 一起建立信任、處理第二軌的細節工作,撐起整個制憲過程,曼德拉與 de Klerk 則是最終決策者。van Zyl 說,當上總統後,Ramaphosa 還是在談判——這回物件是 ANC 內部那股竊盜、反民主的勢力——而他選擇安撫、慢慢收編,而不是正面對決、徹底切除。van Zyl 說,他原本相信 Ramaphosa 該是曼德拉的接班人,也會是比 Thabo Mbeki 更強的總統,但 Ramaphosa 當年忙著談判終結種族隔離,無暇經營接班政治。
van Zyl 認為,ANC 離開權力一段時間是健康的,前提是有好的力量取而代之;至於光譜兩端的替代選項,他形容是惡劣的排外專制政黨。他稱目前的聯合政府或許是現階段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
南非白人科技界人物背棄了他們該還的債
Campbell 點名馬斯克、Sachs 與 Thiel 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人物之一,並問他們的世界觀是否源自種族隔離的過去。van Zyl 說,要看進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內心極其困難,但任何南非白人,只要成長過程中受益於一個他稱為種族主義、違反人類罪的體制,就有相應的義務在日後對抗種族主義。他說馬斯克做的正好相反:X 上放任流傳的種族仇恨言論,以及馬斯克推廣「南非正在發生白人種族滅絕」的說法,都是對這份義務的背叛。
van Zyl 最銳利的一點,講的是忘恩負義。在所有「昔日壓迫群體被納入新未來」的轉型案例中,南非白人被黑人南非人以最寬厚的方式接納——沒有報復、沒有公審、沒有大規模的土地或經濟重分配。他記得屠圖曾開玩笑說,白人不知道自己能遇到黑人這樣的對手有多幸運。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說,派大使到南非,或從白宮發出白人種族滅絕的指控,都是更大規模運動的一部分,替白人國族主義提供了正當性。他指出,南非輸出過五位諾貝爾獎得主,最近一位是他認識的人權律師 Narges Mohammadi(依他的唸法),他認為南非更該以這件事為人所知。
水、濕地與閒置場館:van Zyl 的系統性佈局
Conduit 是 van Zyl 在 Covent Garden 打造、佔地兩萬五千平方英尺的會員空間,立基於 Ubuntu 精神——「我存在,因為我們共存」——相信最好的社會是緊密相連的,人在緊張時刻對彼此負有義務,而不是走向兩極對立。他把這個理念套用到兩項存續風險上。
水方面,他引用英國每年 54 億英鎊的洪災損失,以及劍橋與東南英格蘭因缺水卡住建照、高達 220 億英鎊的經濟活動遭到壓抑。乾燥化的地景容易起火,泥炭地尤其如此;水質下降則推高處理成本。他的解方是用濕地做自然洪水管理:洪水時吸水、乾旱時釋水、同時淨化水質,並讓土地保持足夠濕潤而不致燃燒。目前自來水公司只把 0.1% 的經費投入自然洪水管理;他說,若五年內提高到 5%,就會有 50 億英鎊流向自然解方,而且政策在財政上是中性的,因為只是重新分配既有支出。一個由 Crown Estate、Aviva、National Trust、UBS、Google 與 RSPB 組成的聯盟,正要求政府對自來水公司下達政策指示;van Zyl 說部長們有在聽,還說 Andy Burnham「對水這件事著迷」。
場館方面,他主張英國人均擁有的優質場館數量不輸任何國家,但每月只用到兩、三天。Conduit 正與 Levy 及 Aston Villa 合作,在伯明罕的 Aston Villa 舉辦會議,召集足球、板球、網球、橄欖球等 250 個運動組織,分享他們在非比賽日已在做的事——在場館廚房培訓餐飲創業者、經營比賽日在停車場販售的餐車、培訓難民、提供共同工作與訓練空間——並把各自零散的計畫匯聚成一場全國運動。他為這兩項工作設定的框架是三重風險:氣候損害、惡化的不平等、對民主的信心流失,三者互相強化,而任務就是把這個迴圈轉往反方向。
貫穿整集的主軸,是 van Zyl 的主張:流程設計決定結果。特赦之所以奏效,因為它是有條件的,而且供出上級的誘因會沿指揮鏈往上延燒;轉型時的寬厚換來了和平,卻把經濟重分配往後推遲;Ramaphosa 善於調和的性格,在 1993 年是決勝關鍵,到後來卻成了讓 ANC 竊盜勢力得以存活的弱點。尚未化解的張力在於:南非模式究竟能不能輸出。van Zyl 自己的答案很謙遜——真相工程只是縮小可容許的謊言範圍,而非確立真相——而他給英國的警告不是「照抄委員會」,而是:如果你不按自己的時間表去面對過去,過去就會按它的時間表找上你。值得持續關注:自來水公司的政策指示是否真的下達,以及聯合政府能否撐到後 ANC 世代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