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販毒集團、詐騙與全球黑市|Mariana van Zeller|FO591 Raj Shamani
深入販毒集團、詐騙與全球黑市|Mariana van Zeller|FO591 Raj Shamani
記者 Mariana van Zeller 追查毒品販運、詐騙與人口販運如何構成全球經濟的三分之一,結論是不平等與貪腐——而非單單犯罪行為本身——才是讓這些產業得以存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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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記者 Mariana van Zeller 跑黑市新聞超過二十年,她的主張是:犯罪與灰色地帶的經濟活動如今已佔全球經濟約三分之一,而且這套體系是從不平等與失能的制度裡長出來的,不是由某個幕後組織一手操控。整集節目大部分時間談的是毒品走私與鴉片類藥物危機的運作機制、詐騙產業(殺豬盤、愛情詐騙、性勒索)、從美國流入墨西哥的槍枝走私,以及她如何取得採訪販毒集團與殺手的門路。標題所稱的「世界三分之一」說得通,但它只是整集的組織前提,節目並沒有花太多篇幅去論證。
Van Zeller 是國家地理頻道系列節目《Trafficked》與播客《The Hidden Third》的主持人,也拍過一部談詐騙的國家地理紀錄片《Super Scam Me》。本集一半是訪談、一半是職涯回顧:她從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九一一事件前後的紐約講起,一路談到在敘利亞、巴西、墨西哥、菲律賓與尼日採訪的經歷。讀者聽完應該能建立一套可用的理解框架:販毒集團如何把營運切成互不相通的環節、芬太尼為何取代海洛因、東南亞的詐騙園區如何與人口販運交疊,以及她自己的道德界線劃在哪裡。
詐騙已超越毒品,成為規模最大的非法經濟
Van Zeller 把三大黑市排為毒品走私、詐騙、人口販運,並強調三者彼此牽連,而非由單一集團經營。據她所述,詐騙如今已超越毒品走私,成為全球第一大非法經濟。她引用美國消費者聯盟(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的報告——她說這份報告在錄音前幾個月才發布——估計美國人每年被騙走 1,480 億美元,平均一天約 4 億美元;全球規模則在 4,000 億美元上下。毒品走私她則估在每年約 4,000 億美元。
| 市場 | Van Zeller 引用的規模 | 主要交疊之處 |
|---|---|---|
| 毒品走私 | 每年約 4,000 億美元 | 販毒集團跨足詐騙;芬太尼前驅化學品由中國供應 |
| 詐騙 | 美國人每年被騙約 1,480 億美元;全球約 4,000 億美元以上 | 部分人力來自被販運的勞工;由中國犯罪集團與 CJNG 經營 |
| 人口販運 | 未提供數字 | 為詐騙園區輸送人力;包含勞力販運與性販運 |
殺豬盤是她用來說明彼此牽連的例子:中國犯罪集團在柬埔寨與緬甸經營園區,如今擴散到其他國家,而在裡面工作的許多人本身就是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她說墨西哥的 CJNG——她形容它與 Sinaloa 並列兩大販毒集團——幾年前看到這門生意有利可圖,也一頭栽進詐騙。
詐騙園區就是奴役,刑求是制度化的
Van Zeller 訪問過一名印度男子,時間就在他從緬甸某園區被救出的隔天。他向她展示身上的疤痕,以及園區內毆打的影片;他說工人會遭到鞭打、被罰站數小時,還會被澆水後電擊。業績配額決定生死:即使是乖乖配合的工人,只要沒達到「騙到多少錢」的目標,照樣捱打。她描述了所謂的「黑房」,表現不佳的人會被帶進去關上好幾天。
這些工人是從印度、巴西、菲律賓、中國等地,用假的線上工作機會招募來的,一到就被沒收護照。Van Zeller 對規模的總結是:「這 essentially 就是此刻正在發生的現代奴隸制度」,涉及數以萬計的人。她對政策失能的批評毫不留情——「我們是在容許這件事發生。」
芬太尼是美國自己製造、再由販毒集團工業化的危機
在 Van Zeller 的敘述裡,鴉片類藥物危機是先由美國藥廠製造出來的,墨西哥販毒集團只是後來接收了這股需求。Purdue Pharma 把 OxyContin 當成安全藥物行銷,還出資推動一場 campaign,讓醫生相信疼痛普遍被低估、治療不足;在佛州——她在那裡拍了《The OxyContin Express》——疼痛診所發放 OxyContin「像在發 Tic-Tac 糖果」,她臥底拍攝,示範一個毫無病痛的人要多容易就能拿到藥。外州病人專程到佛州買藥再轉賣,形成一條美國國內的販運網路。
等到開藥被緊縮,已經成癮的病人轉向海洛因,由墨西哥的 Sinaloa 集團供應。芬太尼接著上場:這是一種作用更快的合成鴉片類藥物,成癮者主動找上門,最初是從合法藥品流入黑市。她調查過 John Kapoor 領導的 Insys Pharmaceutical,她說該公司用 Purdue 那套手法行銷一款芬太尼產品——其中一名吹哨者的工作,就是向保險公司謊稱病人罹患癌症,好讓藥物能給付。她說,頭痛或手指受傷的人也被開了芬太尼。
販毒集團的經濟帳才是故事核心。Van Zeller 指出,Sinaloa 付了 4 萬美元給一名哥倫比亞化學家,請他教他們製造芬太尼——「那是他們這輩子最划算的一筆投資」,後來賺進數十億美元。和海洛因不同,芬太尼不需要罌粟田,也不看天吃飯;它在實驗室裡用中國運來的前驅化學品合成。她很早就去過 Sinaloa,那時 Prince 的死還沒讓芬太尼廣為人知,販毒集團拿了一公斤摻了芬太尼的海洛因給她看,並說未來他們打算只出芬太尼。
她對這款藥物的作用講得很直白:它會讓心跳變慢,沒有耐受性的人只要一點點就會死。成癮者會建立耐受性,然後一路追最強的貨——只要聽說某批貨造成一串 overdose,他們就偏要那一批。至於販毒集團為什麼要在古柯鹼裡摻芬太尼,她說汙染是在實驗室裡發生的,但讓一個人對鴉片類藥物上癮,等於養出一個長期忠誠的客戶。
她的政策結論是:美國砸了數十億美元在執法上,投在需求端的錢卻遠遠不夠——治療中心、勒戒、安全施用空間、芬太尼試紙,以及逆轉 overdose 的藥物 Narcan。她指出,過去一年左右,這些措施的經費反而被砍,錢流向執法,包括她說造成漁民死亡的船隻打擊行動。她推崇葡萄牙的除罪化模式:持有約十天份量以內,會交由一名司法體系官員與社工組成的小組處理,提供治療而非坐牢,而大多數人選擇治療。她認為這套做法讓愛滋病感染率、overdose、海洛因使用與入監人數都大幅下降。
「過去二十五年,超過一百萬美國人死於這場鴉片類藥物危機。這場危機是美國藥廠在美國製造出來的。」
她描述了費城郊區 Kensington 的「第四波」:成癮者「像殭屍一樣走在街上,背彎到快貼地」,身上有類似痲瘋病的開放性傷口——她認為這是芬太尼混了鎮靜劑所致。她的說法是:「我不認為有人會決定、或想要成為毒癮者」,而生理上的戒斷就像「你得過最嚴重的流感,再乘上一百萬倍」。
販毒集團是一條靠暴力維繫、層層隔離的供應鏈
Van Zeller 把 Sinaloa 的芬太尼鏈拆成一連串彼此獨立的群體,每一組只認識自己上下線的那個人。這種設計是刻意的:一個環節被抓,其餘的照樣運作。組織內的「司法」就是暴力,不是法院;控制則靠掌握家人來執行——她訪問過一名毒販,弄丟貨之後,手機上收到的是自己家人和住家的照片。
flowchart TD
A["中國來的前驅化學品"] --> B["貨櫃船接貨人"]
B --> C["倉庫存放班底"]
C --> D["運往實驗室"]
D --> E["實驗室化學師"]
E --> F["包裝與偽裝班底"]
F --> G["越境走私進美國"]
G --> H["美國中盤商,例如 El Gringo"]
H --> I["稀釋分裝與零售賣家"]
招募方面,頂層靠家族關係,因為信任是最稀缺的資源;底層則靠急需現金的弱勢者。想退出基本上不是選項,取決於這個人知道多少。即使是中階人物,也得往上經過好幾層回報,看不到全貌;真正可能掌握全域性的只有最頂端那幾個人。
至於她在 Sinaloa 偏遠地區拍攝的那間芬太尼實驗室:她的團隊受訓後穿上量身訂做的防護衣與防毒面具,兩名化學師卻只戴普通口罩。其中一人是受過正規訓練、原本有合法工作的化學師,被「利誘」入行——她說這可能意味著給更多錢,也可能是拿死亡威脅。他判斷一批貨有沒有做成功,靠的是自己狂跳的心跳。克難實驗室三不五時就爆炸,工人當場喪命。最讓她害怕的不是那些持槍的人,而是化學反應本身——怕化學師一個失手,把所有人一起炸死。
販毒集團的接班大戲,正一路演變成合作認罪
Van Zeller 說,墨西哥兩大販毒集團是 Sinaloa 與 CJNG,後者首腦 El Mencho 她說已於去年(2025 年)被擊斃。Sinaloa 長期由 El Chapo Guzmán 與 El Mayo 共同領導,兩人是搭檔:Chapo 是對外的門面,Mayo 則是外號「El Señor del Sombrero」的「幽靈」。Chapo 曾兩度越獄,第三次落網後目前在美國服無期徒刑。
El Mayo 被捕的過程是她著墨最多的段落。幾十年來幾乎沒有照片、沒有錄音、沒有人知道他在哪,最後他卻被送上了一架小型螺旋槳飛機,交給美國當局。據她轉述的說法,是 El Chapo 的兒子 Joaquín Guzmán——El Mayo 的教子——以「有事情要商量」為由把他誘到一處牧場,接著將他上銬、矇眼、送上飛往美國的飛機,據稱是為了替自己、弟弟 Ovidio 和父親換取合作條件。El Mayo 後來透過律師宣告自己遭到綁架;墨西哥總統稱這是對墨西哥主權的侵犯,並拿它與 El Chapo 當年的正式引渡作對比。
她對這種模式的批評是:因為太多販毒集團人物都在配合認罪,美國恐怕會變成「這些大毒梟的養老院」——關個幾年,從此在那裡安度餘生。El Chapo 的兩個兒子和 El Mayo 的兒子也都在美國監獄裡,她預期還會有更多合作認罪。
槍枝沿著運毒北上的同一批網路往南流
Van Zeller 說,墨西哥犯罪現場查獲的槍枝有超過 70% 是美國來的。墨西哥全國只有一家槍店,在墨西哥市,僅限軍警與持照者購買;美國則有憲法第二修正案和私人交易的漏洞。她在亞利桑那州一處 Taco Bell 停車場,用 700 美元買到一把 AK-47,全程用隱藏攝影機拍下,沒人要求看證件——結果當晚她去酒吧,卻因為沒帶證件被拒絕賣酒。她還與一名前執法單位調查員合作,記錄了從某人車庫以大約 5,000 至 7,000 美元買到一把 .50 口徑武器——那是戰爭武器。
她點名的供應管道包括:跨多家經銷商的代購(straw purchase),以及幽靈槍(ghost gun)——用零件組裝、無序號的槍械,有些是 3D 列印的,由出貨套件的公司販售。幽靈槍無法追蹤,如今是犯罪組織的首選。她訪問過一名男子,生意主要就是製造並販售幽靈槍給販毒集團。至於美國槍法為何始終鬆散,她的解讀是:對槍權的深層文化信仰,加上對政府擴權的疑慮;而背景是校園槍擊演練——她自己的兒子從小學起就在做。她主張的框架是責任,而非沒收——「就像這個國家對所有販售的東西都有管制一樣。」
性勒索與愛情詐騙靠羞恥變現,受害者往往是男性
在她筆下,性勒索的升級只要幾分鐘:陌生人先傳來一張私密照,要求對方回傳一張,接著威脅若不付錢,就把照片傳給受害者的朋友、家人、學校或僱主。她說已有數十名美國兒童因此自殺,並相信還有更多死亡被歸因錯誤。她講了一個男孩的案例:星期天晚上開始聊天,把身上有的錢都給了對方,還告訴對方再繼續下去他會自殺,對方卻繼續要錢,到了星期五他就用一把霰彈槍結束生命。遺書裡告訴母親這不是她的錯,並指引調查人員去看訊息所在的 App——當局因此追到菲律賓的一名詐騙者,Van Zeller 隨後飛到當地,訪問了幾名性勒索者,其中一名在監男子描述有被害人在視訊通話中自盡。
為了拍《Super Scam Me》,她打造了一個假身分——「Mary Zell」,一位離婚、孩子在上大學的年長女性——還拍了宣傳照,在約會網站和社群媒體上開了帳號。幾分鐘內就有人來搭訕;幾個月下來,她一邊「和一位派駐敘利亞的四星上將交往」,一邊同時跟三個 George Clooney、兩個 Brad Pitt 和好幾個 Keanu Reeves 聊天。一名白帽駭客協助她揭穿了部分詐騙者的攝影機畫面。
這部紀錄片裡有 Leslie,一位路易斯安那州女性,她將近一年都相信自己正與 Jon Bon Jovi 交往:起點是一個假冒的 Instagram 認證帳號,接著是幾個月的粉絲問答,然後是一場「見面會」,費用一筆比一筆高,最後她差點連房子都保不住。Van Zeller 的論點是:媒體報導都聚焦在「受害者為什麼付錢」,而不是詐騙者的手法——而愛情詐騙是破壞力最強、成長最快的金融犯罪。
能拍到,靠的是虛榮、有恃無恐,還有想被理解
要讓販毒集團和殺手入鏡,得花幾個月甚至幾年。Van Zeller 歸納出對方願意開口的三個原因:虛榮(一名秘魯偽鈔製造者,家人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他卻興致勃勃地戴著面具、用變聲器大談自己的手藝);有恃無恐(在 Sinaloa 這類地方,當局都被打點好了,跟國家地理頻道說話沒什麼風險);以及最重要的——想被理解。她的說帖是:她不是來評判的,而是來理解「為什麼」。她從不帶維安隨行,邏輯是:帶著保鑣現身等於表明不信任——更何況在販毒集團地盤上,人再少都「跟單獨一人沒兩樣」。
她自陳的界線是:可以靠得很近,但要「帶著腳上的粉筆灰回來」。她會保護訊息來源與地點,並在訪問前先談好哪些能播。如果她得知有人或動物正在受害——例如有人被囚禁、即將被殺——她說她會放下記者身分,直接報警。除此之外,她的目標就是把問題攤在陽光下,推動制度性的改變。
她回憶起洛杉磯一名殺手,對那人完全無法產生任何同理——「非常接近純粹的惡」。南非殺手 Jojo 就不一樣:他收 1,500 美元殺一個人,說自己只殺「壞人」,也承認自認是個壞人,而他的父母當年被暗殺,讓他成了孤兒。當她點出「你正在對別人的孩子做當年別人對你做的事」,他說自己從沒想過這一點,還告訴她,她是第一個問起他人生的人。她並沒有說他因此收手。
「我認為,覺得某個人可以操縱全世界數百萬人,是在低估人的力量與智慧。」
談到極端主義,她否定「背後有一隻操盤的手」這種想法。她的解釋是:嚴重的貧富不均——大約七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加上貪腐,把人推向黑市、暴力與極端政治人物,包括 Trump、Bolsonaro,以及她說如今聲勢看漲的其他一些人。她說自己就是美國夢仍然行得通的證明,但也說在現任政府之下,對某些人而言,這個夢正越來越難。
職涯軌跡:九一一、敘利亞、巴西,以及尼日的政變
Van Zeller 在 2001 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碩士班;開學一個月就發生九一一。她從沒做過連線報導,卻站上了屋頂,背後是濃煙,而她母親在電話裡求她不要出門。她走到街上,看到家家戶戶舉著失蹤親人的海報,那一刻她確定了方向:要理解這種事為什麼會發生,而不只是報導發生了什麼。在那之前,她曾被哥大拒絕兩次,最後是飛到紐約、一路講進院長辦公室才爭取到入學。
畢業一年後她搬到中東,進入大馬士革大學學阿拉伯語,並在 Bashar al-Assad 政府底下隱瞞自己的記者身分。她靠把敘利亞地毯寄回葡萄牙給母親、由母親以兩倍價賣給朋友來支撐生活。一位敘利亞朋友告訴她,自己兒時的朋友正穿越沙漠進入伊拉克與美軍作戰——而當時布希總統正把這場入侵形容為成功。她和當時的男友、後來的丈夫,在黎巴嫩邊界買了一臺攝影機,在邊境城鎮待了一個多禮拜,訪問了四、五名外籍戰士。他們把帶子從一個後來成為 ISIS 大本營的地區偷運出來。美國電視網全都沒興趣;一位知名美國記者告訴他們,觀眾「還沒準備好聽敵人說話」。最後是英國 Channel 4 播出。靠這筆錢,他們搬到了巴西。
到巴西的第一週,報上一篇關於亞馬遜某鑽石礦有 30 名礦工遭殺害與刑求的報導——兇手是原住民——成了她的下一個題目。她定義了黑市與灰色市場的差別:非法的商品或行為是黑市;合法商品但未課稅、在體制外流通的是灰色市場,例如路邊賣水果的小販,他們未課稅的收入永遠到不了學校或醫院。
她的尼日之行,原本是為了報導沙赫爾地區資助恐怖組織的黃金走私,結果拍攝期間碰上軍事政變。邊界與空域關閉,軍方隨行人員消失,背後有 Wagner 支援的政變領袖則面臨西非國家入侵的威脅。她和六人團隊受困約九天。她和機場經理 Kader 聊彼此孩子的照片而建立起交情,她丈夫在美國的團隊則找到一家撤離公司和兩名願意在 20 分鐘視窗內降落的飛行員。團隊裡一名來自馬利的成員護照不符,飛不了杜拜那一段;葡萄牙籍機師——她可以用軍方聽不懂的語言跟他溝通——冒險把他帶上。她最後一個登機時,Kader 喊了一句:「祝你兒子生日快樂。」她說,自己為了安全離開,而那些幫過他們的人卻要在沒有民主的未來裡面對未知——這份愧疚是她人生中最難熬的經歷之一。
她還在巴西與哥倫比亞拍過《Cocaine Queens》,側寫在販毒階層中一路爬升的女性——其中一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加入貧民窟幫派,警方攻堅時男人都跑了,她留下來守住地盤,因此獲得提拔。Van Zeller 的解讀是:這些女性之中,有些人在狠勁、領導力或野心上的確贏過身邊的男人。
她給的建議,針對一個常見心態:不要害怕這個世界。走出舒適圈,因為視野來自旅行與接觸。她目前正以《The Hidden Third》為品牌打造獨立新聞事業,把播客延伸為實地調查報導。
整集的主軸是:黑市是制度讓人失望的症狀——昂貴的藥價、買不起的住房、疲弱的就業市場、貪腐的政府——而單靠執法從來沒讓黑市縮小。未解的張力則在 Van Zeller 自己身上:她主張把成癮當成公共衛生危機來處理,主張理解加害者而非評判他們,同時又記錄著刑求、暗殺與兒童自殺,而除了「曝光」之外,看不到任何政策槓桿。接下來值得追蹤的兩件事:東南亞的詐騙園區是否會面臨任何協同的執法行動;以及美國與販毒集團家族的合作認罪,最終判出來的刑度是否真如她所懷疑的那樣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