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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ith Kara Swisher(youtube.com)· Kara Swisher·· 10 天前品質評分58

做生意的代價(餐廳篇)

做生意的代價(餐廳篇)

重點導讀

Danny Meyer、Susan Feniger 與評論家 Elazar Sontag 認為,餐廳要靠「不可或缺性」——也就是對社群的意義與一致性——而非新奇感或米其林星星,才能在成本高漲、人力與移民動盪中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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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Danny Meyer 是 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 的創辦人暨執行董事長,他主張餐廳應該追求「不可或缺性」(essentiality)——讓員工、顧客與社群的生活過得更好——而不是追求永垂不朽或完美無缺;他也認為,這個產業當前最棘手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移民政策造成的缺工、關稅,以及失靈的小費制度。本集節目由 Kara Swisher 主持,大部分時間聚焦在餐廳文化與經營現實——疫情以來顧客與餐廳如何漸行漸遠、餐廳評論如今還剩下什麼功能、歇業代表什麼意義,以及經營者如何多角化求生——標題所問的成本問題,則是透過人力、食材與租金數字來回答,而非另闢一段成本拆解。

來賓涵蓋了這個產業的光譜:Meyer 於 1985 年創立 Union Square Cafe,如今經營一個多品牌餐飲集團;Susan Feniger 是資深主廚,與 Mary Sue Milliken 共同持有 Mundo Hospitality Group 與 Border Grill;Elazar Sontag 是《華盛頓郵報》的美食評論家,也是該報首位不匿名的評論人。讀者讀完應該能掌握:經營者如何解釋 2020 年後餐廳利潤率為何崩跌、他們口中決定生死的具體政策爭議(小費、移民執法、關稅),以及一個違反直覺的說法——評論對員工士氣的意義,其實大於幫餐廳開發新客。

顧客期待變高,餐廳卻越來越負擔不起

Sontag 把疫情後的轉變定調為顧客與餐廳關係的永久錯位:顧客仍期待「顧客永遠是對的」那種服務,以及熟客上門時的小小招待;但主廚與老闆面對的是不斷壓縮的利潤率與劇烈波動的成本。Meyer 直接否定這個前提——「顧客並不是永遠是對的……沒有人永遠是對的」——並表示他的第一順位顧客是員工,因為這門生意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職涯機會。Feniger 補充,疫情教會了大眾做菜、也教會了大眾待在家裡,所以即使成本上升,外食的人還是變少了。

Sontag 把顧客的不滿與小費爭論連在一起(「如果服務不好,我為什麼還要給 18%、20% 的小費」),也連到一種更普遍的、拒絕理解餐廳怎麼運作的心態。他的觀察是:主廚現在是主動希望顧客搞懂餐廳的經濟結構,而這個文化轉變他認為是近五年才發生的。

Meyer 的結構性解釋則指向科技:顧客現在會有意識或下意識地「用一頓飯投票,選便利或選體驗」,而按個鈕就外送的選項,20 年前根本不存在。他說鐘擺已經盪回實體社群這一邊,而餐廳所提供的社群感「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評論仍會帶動生意,但更大的影響在員工士氣

Meyer 說評論比以前更重要,但理由不是幫餐廳開發新客。1985 年時,一篇評論是告訴大家「有這家餐廳存在」;現在這件事由社群媒體和網紅來做,顧客上門前早就知道該點什麼。評論剩下的,是它能把營收往上或往下推的權威性,以及——更重要的是——它對團隊動機的影響。他以《紐約時報》縮減紐約餐廳的每週評論為例,認為這是產業實質的損失,因為「隨時可能有評論家走進來」這件事,會讓廚房保持繃緊。他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他在 MoMA 的餐廳 The Modern 拿過兩顆米其林星星,但歷經三任主廚、大約 14 年,從沒有《紐約時報》的評論家上門。

Feniger 則把洛杉磯報導版圖的均衡歸功於已故的 Jonathan Gold——他去評那些小型的社群餐廳,否則這些店早就被大牌主廚的光芒蓋過。她說一篇好評對團隊的意義極大,評論家的權威也高於網紅——但她同時說,評論已不再有過去那種影響力,她認為這是產業的損失。她希望評論家公平以對,與其尖酸刻薄,不如說明一道菜為什麼失敗;她也說經營者應該從嚴厲的批評裡找出任何一點真實。

Sontag 從實務與理念兩個層面解釋自己為何不匿名:他是在數位媒體環境中長大的,真正的匿名從來就不可得,而他預期匿名評論家會越來越少。他仍會用化名訂位,並提到有一次被認出來後,親眼看到廚房在晚餐服務中途換掉主廚。他為評論作為一種獨立產品辯護:每家餐廳他都去三次、所有餐點自費、不接受任何招待,動筆前一定訪談每位主廚——這和用報導換免費餐點的網紅截然不同。至於他在《華盛頓郵報》的華府 40 家最佳餐廳名單,他說數字會是 40,是因為長久以來就是 40,而他刻意保留這個傳統格式,同時希望能捕捉一個單一區域的故事,就像 Pete Wells、Ruth Reichl 和 Jonathan Gold 所做的那樣。

歇業是這個產業的常態,「不可或缺性」才是能長存的檢驗標準

Meyer 的新書《What Could Possibly Go Right?》用一個他稱為「不可或缺性」的概念重新定義失敗:檢驗標準是「這個地方存在過,是否讓生活變得更好」,就像一首歌或一位你最愛的親戚那樣。他是在 Tabla 這家印度餐廳上得到這個體悟的——他讓它經營到將近 13 年才收掉,資遣 140 人,也讓主廚 Floyd Cardoz 對它的全心投入付諸流水。他原本拿已故的 Joe Baum 對「經典餐廳」的定義來衡量自己——能活得比第一個租約還久——而 Tabla 的租約是 20 年。那些懷念 Tabla 的顧客來信教會他:重點不是永垂不朽,而是不可或缺。他說,待客之道(hospitality)——他 2006 年著作《Setting the Table》的主軸——如今只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他也坦承,自己有些餐廳收了之後,並沒有人懷念。

Feniger 說收店是最難的部分,而且早年還讓人難堪——她和 Milliken 在合作約 14 年時收掉 City,46 年的合夥歲月裡關過很多店。她最近一次的損失,是 2025 年秋天收掉的棕泉市餐廳 Alice B.。那是他們數十年來第一個非墨西哥料理的概念,還獲得米其林提及,店面設在一棟 55 歲以上 LGBTQ 高檔公寓社群裡,創造出一個她引以為傲的社群空間。她說在季節性因素、迴流棕泉市的加拿大人變少、外食人口減少,以及店面位於偏僻街區等條件下,這家店在財務上就是做不起來。她引用關於她的紀錄片《Fork》裡的一句話:只要你永遠不開餐廳,就永遠不必擔心收店。

Sontag 筆下紐約哈德遜谷的 Little Deb's Oasis 則是情感上的對照組:那是一間酷兒社群餐廳,開幕的那一年,他正好離家上大學、也正在出櫃;他為此寫了一篇個人散文,卻拖到截稿前才動筆,因為他無法相信這家店有一天會不再為他而開。他說,正是這種無常,讓這樣的地方顯得不可或缺。

千篇一律是資金結構的問題,不是創新的問題

Sontag 2023 年為《Bon Appetit》寫的舊金山報導,看到的是 bland sameness——主廚寧可投資在已被驗證可行的概念上,而不是創新的概念——他把原因連到房地產開發資金,尤其是飯店,而飯店裡大膽的概念很少見。他說當地餐飲場景之後有稍微改善。他的判準在於意圖:一間餐廳是有「靈魂與心跳」,還是用一個個專案拼裝出來的——經營者複製一間牛排館,只因為牛排館在那個街區行得通。

Meyer 用羅馬來反駁這個框架:在約 2,000 家小餐館(trattoria)裡,大概有 85% 的菜色彼此重疊,而這座城市「不是為了讓你驚奇而存在」——它存在的目的,是讓每位主廚說出他認為培根蛋麵(carbonara)該是什麼樣子,更重要的是宣告「這家餐廳是為這個街區而開的」。他引用 James Beard 被問到「你最喜歡哪家餐廳」時的回答:「跟你一樣——最愛我的那一家。」他警告「有時候我們是犧牲了『好』去換『創新』」,並點名 Zuni Cafe、Caffe Trieste 一帶的店家,以及 Chez Panisse Cafe,是舊金山讓人覺得獨一無二的地方。

Feniger 說她的篩選標準始終是她自己被吸引的食物,尤其是街頭小吃——1982 年的印度、1980 年代初和 Milliken 一起去的墨西哥,以及 Street 那張向全球取材的選單,那家店經營了大約六年。她坦承,他們曾必須把選單改寫成大白話,客人才能理解 pupusa 是什麼;而堅持不賣雞胸、只因為她自己偏好腿肉,可能也讓他們少開了幾家店。她的做法是把做了幾百年的菜做得更好——一張手做玉米餅、一份安吉拉捲(enchilada)——而不是追逐新奇。

決定生死的,是移民執法與關稅,不是選單策略

Feniger 說她上次檢視時,洛杉磯的業績掉了約 25%,人力與食材成本大幅上升,租金也在漲。她把缺工一部分歸因於疫情期間轉去做營建、之後沒再回來的員工,另一部分歸因於過去一年左右對 ICE 的恐懼:她說有不少員工決定「留在洛杉磯的風險不值得冒」而離開,而她的人力裡恐怕有將近 50% 是移民,全國比例更高。

Meyer 說要談就從移民談起,因為移民既是餐廳老闆、也是餐廳人力的骨幹。他提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朋友,廚房在出餐時有 ICE 探員隔著窗戶往裡看,逼得他們只能把窗簾拉下來才能營業。談到關稅,他指出紐約州既不產橄欖油、不種咖啡豆,也不釀 Brunello di Montalcino,所以進貨成本帶著薄利根本吸收不了的不確定性。

壓力來源經營者說法具體例子
業績洛杉磯業績上次檢視時掉了約 25%(Feniger)Border Grill,洛杉磯
人力供給疫情期間員工轉去做營建;對 ICE 的恐懼造成離職據 Feniger 估計,約 50% 員工是移民
人力成本大幅上升;Feniger 原則上支援提高薪資—
食材成本大幅上升;關稅帶來進貨不確定性橄欖油、咖啡、義大利葡萄酒(Meyer)
租金持續上漲—
因應多角化,跨入機構與非營利供餐Feed Folks Border Grill 中央廚房,每日約 3,000 份餐

Feniger 的多角化答案就是中央廚房:疫情期間公司從每天為醫護人員做 3,000 份餐起家,如今中央廚房每天為食物不安全的人製作約 3,000 份餐,也讓他們得以重新僱用員工。她說這基本上是不同的生意——需求是透過郡、市、聯邦與非營利管道簽約而來,不依賴散客上門——並表示他們正在推動一個計畫,教住在臨時與永久住房的人如何取得食材、如何做菜。

Sontag 對人力的觀察則是型態的轉變:疫情以來,他採訪了更多走高檔路線、主廚主導、卻以櫃檯點餐方式營運的餐廳——先點餐再入座、不設外場服務生——奧斯汀、紐約上州、華府都有。他認為這一部分是主廚在重新想像「正式」的定義,一部分則是算術:砍掉兩、三個人事編制,把錢拿去支撐永續經營,或給留下的員工更好的薪資福利,並以華府的 Rye Bunny 為例。

小費之爭無解,「小費免稅」讓情況更糟

Meyer 從 2015 年起在旗下餐廳全面取消小費,理由是它造成同工不同酬與薪資不穩定;2020 年疫情讓餐廳停擺時,他又把制度改了回去。他稱川普政府的小費免稅政策「想錯了方向」,因為它擴大了有小費與沒小費員工之間的差距。他的機制是這樣:只要選單價格上漲,收小費的員工就自動受益,因為小費是乘數;但在紐約州,把小費分給廚師是違法的,所以廚師薪資始終原地踏步。他指出加州在這方面比較進步。2020 年恢復小費制度時,他首度為廚師設立營收分潤。

Sontag 說,每當顧客問他為什麼非得給小費,他經常拿 Meyer 的實驗當例子:確實曾經有一個把服務費內含在價格裡的世界,但它行不通——有產業本身的原因,也因為顧客抗拒帳單上多出一筆 20%。他對顧客的說法是:「這制度不算好,但我們就只有這一個。」Swisher 補充了一個資料點:密西根一家牛排館讓客人可以額外加 10% 給廚房,她在舊金山當廚師的兒子還跟她詳細解釋過這件事。

AI 在餐廳的用途是記憶,不是自動化

Meyer 的框架是「ABCD——永遠在收集點(collecting dots),才能永遠在連點(connecting dots)」,這裡的「點」就是關於顧客的各種資訊,用來客製化體驗。他稱 AI 是這個產業歷來最強大的「收集點」工具,說不知道自己在服務誰「幾乎算是專業失職」,並區分「服務」(一體適用)與「待客之道」(客製化)。在後場,他希望 AI 接手那些把主管綁在辦公室、無法到外場招呼客人的行政工作。他檢驗所有科技的標準只有一個:它是否消除了摩擦、增加了人性。

Feniger 把社群媒體當成營運基礎設施——Instagram、YouTube(頻道才剛要開)、TikTok——並說這件事即使看起來輕鬆,本質上就是工作,有時她沒先檢查就發文,還讓太太看了搖頭。她看重的是社群媒體讓她在食物浪費與飢餓議題上有發聲的管道。Sontag 被分享最多的一篇報導,是紐約一條要價 60 美元的裸麥麵包:他吃了那條麵包,覺得好吃、也真的很大(他吃了大約一個半星期),並刻意不再寫第二篇「怒氣文」,而是用大約 800 字談這條麵包說出了紐約與紐約消費者的什麼——他問自己:「你要怎麼讓這個話題再多撐一天。」

仍然行得通的事:社群密度與平易近人的企圖心

Meyer 為新書巡迴了大約 20 個城市,他的主軸是:成功的餐飲場景都有一個共同點——餐廳社群與主廚彼此扶持。他點名聖路易、丹佛,以及聖塔芭芭拉的 Little Mountain(他說那家剛拿到《紐約時報》的好評),也提到 Sontag 的華府 40 名單把一個社群縫合起來、讓城市成為餐飲目的地——對所有船來說都是「水漲船高」。他說沒有人進這一行是為了輕鬆賺錢,大家是為了建立社群,而現在的目標是為下一代的主廚社群播種。

被問到各自心中一家「不可或缺」的餐廳,答案分別是:Swisher——舊金山卡斯楚區的 Anchor Bar,生蠔與 cioppino 海鮮湯,她說這家店絕對不能變;Sontag——華府的 Yellow,Michael Rafidi 在那裡做快速休閒式的炸鷹嘴豆丸與柴炭燒烤,價格與型態都真正平易近人;Meyer——倫敦由 Ruth Rogers 掌舵的 River Cafe,為的是他所說的 sprezzatura,也就是不著痕跡的從容,以及讓你會想向他們學習的服務生;Feniger——洛杉磯的 Back on the Beach,腳踩沙子吃酪梨吐司,以及 Herb Alpert 的爵士俱樂部 Vibrato,為的是音樂,還有一顆什麼配料都加滿的烤馬鈴薯。

聽眾問到吵鬧的客人怎麼辦,三人一致認為要介入。Feniger 會和氣地走到桌邊請對方小聲一點,她從不想阻止別人盡興,但要保護需要安靜的桌次——同時也點出一個矛盾:太安靜的餐廳會被認為生意不好。Meyer 把噪音比作他 1990 年在 Union Square Cafe 全面禁菸才平息的那場吸菸爭議,也比作濃烈香水毀了一杯酒;他換過桌位、主動提議幫忙抱哭鬧的嬰兒、對醉客停止供酒,還曾親手把一個喝醉、把領帶纏在頭上、吵著要吃烤馬鈴薯的男子請出店外——那是一場胸貼胸的「護送」,最後 Meyer 的頭還被門框撞了一下。Sontag 的實務判斷是:餐廳才是主場,應該直接告訴某桌客人改變行為或離開;但要做到這點,得有經驗老到、人手充足的外場團隊,所以他回覆訂閱者的答案,往往只能以「請客人先忍一忍」收尾。

整集貫穿的未解張力在於:經營者提出的解方——櫃檯點餐、廚師營收分潤、機構供餐合約、AI 驅動的顧客記憶——每一項都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同時繃緊了另一個:櫃檯點餐省人力,卻拿掉了顧客說他們想要的桌邊服務;營收分潤得靠小費制度繼續存在;中央廚房業務得靠政府與非營利資金;而顧客資料的收集,正是讓顧客覺得被監視的同一種能力。Meyer 的「不可或缺性」檢驗,是眼前最接近解答的東西,而它是一套文化標準,不是財務標準。值得持續觀察的是:紐約州禁止小費分給廚師的規定會不會鬆綁、ICE 執法是否會繼續削薄廚房人力,以及 Sontag 記錄到的櫃檯點餐型態,會不會成為主廚主導餐廳的預設模式。

來源: On with Kara Swisher (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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