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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r with Nilay Patel(youtube.com)· Nilay Patel·· 13 天前品質評分58

Spotify 面臨嚴重的 AI 音樂問題|Decoder

Spotify 面臨嚴重的 AI 音樂問題|Decoder

重點導讀

美國唱片業協會(RIAA)執行長 Mitch Glazier 主張,AI 音樂帶來的威脅比 Napster 更深,因為它可能削弱人類創作者的誘因;他因此推動全新的聲音/肖像權(《No Fakes Act》)與 AI 標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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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美國唱片業協會(RIAA)董事長暨執行長 Mitch Glazier 主張,AI 是史上第一個讓創作者、唱片公司與歌迷站在同一邊的技術衝擊,而這場角力的核心,已變成「人類創作的音樂能否繼續作為一份可維生的事業」。整集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為這個問題打造的法律機制上:擬議中的聯邦聲音與肖像權(《No Fakes Act》)、RIAA 對 AI 音樂生成器 Suno 提出的合理使用訴訟,以及讓歌迷能在 Spotify 和 YouTube 上選擇人類音樂的標示與偵測系統。標題提到的 Napster 歷史,大約只在前十分鐘扮演鋪陳框架的角色;真正的內容是 AI 政策。

Glazier 在這裡是很好的嚮導,因為從 Napster 以來,每一場重大著作權大戰他都站在產業這一邊——先是年輕律師,如今則是一個 46 人貿易組織的掌門人,這個組織負責遊說、訴訟、認證金唱片與白金唱片,還全天候執行內容下架。主持人 Nilay Patel 是《The Verge》總編輯,Napster 年代曾是為檔案分享被告辯護的著作權律師,把那段歷史帶進了對談。讀者讀完應該能掌握 RIAA 的具體政策立場、Glazier 引用來凸顯音樂產業與 AI 產業規模差距的數字,以及清楚看見這個產業的籌碼究竟握在哪裡。

RIAA 的核心賭注:先守住權利,再讓歌迷決定市場

Glazier 的框架是:著作權存在的目的是催生更多創作,而不是保護既有業者;產業面對衝擊時的任務,是先守住創作者的基本權利,之後再由消費者的偏好來決定市場走向。他明白指出,歌迷才是最終的執法機制:「到頭來,在我看來,決定權永遠在歌迷手上。」他的說法是,歌迷想保留與創作者之間那份人的連結,而一旦歌迷知道某首歌是 AI 生成的,「他們對這首歌的看法,就會和知道它是真人創作時不一樣。」

他把完全由 AI 生成的內容,與把 AI 當工具使用的情況劃出界線。在他看來,純機器製造的藝術永遠無法承載人的連結;輔助式的 AI 終究會被接受,「就像使用合成器或 autotune 一樣」。他提出的判準是人的連結是否還在,而不是檔案有沒有碰過 AI。

正是這種規模上的不對稱,讓政策的重要性高於單靠訴訟。Glazier 指出,全美錄製音樂產業去年批發營收為 110 億美元,而單一家 AI 公司的市值就約達 2 兆美元;他又說,RIAA 的遊說團隊只有三個人,對手在期中選舉週期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支出,他估計達 2.5 億美元。他說,這個產業真正擁有的是音樂和創作者,而他們就是最好的傳聲筒。

談到決策方式,Glazier 描述自己的流程:先形成直覺判斷,再徵詢他信任的人,包括「站在對立面」的朋友,最後大約有六成的情況會回到自己最初的看法。他認為,尋求解決方案與「製造正當的麻煩」這兩條路都站得住腳,但兩者需要不同的策略。

深偽暴露了缺口:聯邦法律並不保障你自己的聲音與肖像

Glazier 指出,依現行聯邦法律,沒有人對自己的聲音或肖像享有權利,而各州的公開權(right of publicity)法通常只涵蓋廣告與代言。這個缺口正是《No Fakes Act》要補上的;他說 RIAA 為此投入了大約三年,從 YouTube 開始談,接著找來第一修正案學者、OpenAI,以及包括 Public Knowledge 在內的倡議團體。

據他描述,這項立法的設計是建立一種新的智慧財產權,性質更接近商標而非著作權,因為只有 IP 權利這種機制才禁得起第一修正案的挑戰。法案在下架機制之外,對雙方都設下門檻:

機制Glazier 所述的用途
下架前的通知要求提高提出申訴一方的門檻
虛假通知的罰則嚇阻濫用,記取 DMCA 的教訓
反通知程式在被指控一方取得平衡
快速司法審查(快速禁制令)讓法官而非平臺來裁定戲仿、新聞與憲法爭議

Glazier 承認這個平衡未必完美,但主張這已是進步,而且另一條路——由平臺來裁斷憲法問題——對所有人都更糟。他舉霸凌案例(把高中生的臉接在別人身體上)說明為何需要快速救濟管道,也舉戲仿與新聞為例,說明為何需要那些門檻。

Patel 的反駁是,這等於複製 DMCA 的通知與下架制度——他稱這是唯一真正在運作的網路言論法,卻也經常遭到濫用。Glazier 的回應是,這回他們刻意研究了 DMCA 的教訓。

「在一個以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立國的國家,我們竟然對自己沒有個人權利,這實在太奇怪了。」

Suno 訴訟是一場以市場替代為核心的合理使用檢驗

RIAA 對 Suno 的訴訟,立基於合理使用的第四項因素——對原作潛在市場的影響。Glazier 的論點是:Suno 的產出與人類音樂並列在同一個平臺上、訂閱價格相同,而且取代了人類音樂。他直截了當地駁回其他可能的抗辯,說他不認為這裡涉及國家安全,「因為你得先複製 Drake 才行」。

他把 Google 兩次歷史性的合理使用勝訴,拿來與 YouTube 的路徑對比。Google Books 和搜尋之所以打贏官司,是因為索引是把使用者引向作品,而不是取代作品。YouTube 同樣依 DMCA 勝訴,但之後還是建立了 Content ID 與授權機制,因為產品要好,它就需要音樂。Glazier 的說法是:「你可以打贏官司,卻輸掉生意。」

談到 AI 公司自己的風險揭露,Glazier 指向 Anthropic 在 IPO 前的 SEC 申報檔案。他說,該公司在風險章節中承認過去的爬取行為可能違法,且可能構成故意侵權責任——但他也點出,這家公司照樣推進大規模 IPO,言下之意是它願意承擔這筆代價。

他也點出授權模式這條替代路徑:Warner 已與 Suno 合作,要用授權音樂打造模型。若這種模式普及,訴訟會變得更難打,但串流平臺上的供給問題反而更嚴重——這會把戰線推向標示與授權條款,藉此限制生成音樂流入公開市場的數量。

標示是近期的解方,而發行商是關鍵瓶頸

面對 AI 內容淹沒串流服務,Glazier 的近程解方是在曲目層級標示,而不是隻寫在 credits 裡。他直接批評 Spotify 目前的做法:「我們只會在 credits 裡揭露或標示某段錄音是 AI。問題是,有多少人會去看 credits?」他說 Spotify 確實會揭露 AI 人設,他稱這是「以假亂真」程度最高的一種,但做得還不夠。

技術層面的論點是:偵測對完全生成的音樂已相當可靠,但對部分生成的歸屬判定還做不到。由於生成曲目是透過 DistroKid 這類 DIY 發行商、而非唱片公司進入生態系,Glazier 說必須讓發行商——不只是平臺——有誘因去執行偵測並為檔案加上標記。他舉 Deezer 為例,說這個平臺已在標示完全由 AI 生成的內容,誤判率很低;他也提到加州的透明度法,正是 Suno 從 2026 年 8 月起開始嵌入機器可讀浮水印的原因,而且是在全球套用,不只限於加州。

他預測,Apple 與 Spotify 之間在「對訂戶友善」上的競爭,會比單靠法規更快推動標示,並拿隱私權品牌形象來類比。他緊盯的觸發點是演算法推薦:如果 Spotify 的「你可能也喜歡」把 AI 音樂推給自覺受騙的訂戶,這個問題就得由平臺自己扛。

「他們正慢慢往前走,可能還有點太慢了。」

串流改變了創作者擁有的東西,也改變了政治生態

Glazier 主張,串流時代讓錄音作品的商業壽命無限延長,這就是為什麼歌曲版權庫(catalog)成了一種資產類別——他舉高盛買下版權庫為例——也是為什麼創作者如今多了一個在 CD 時代沒有的選項;CD 時代的營收都集中在發行後那幾個月。他把出售版權庫詮釋為創作者養家活口的方式,同時也承認 Patel 對「拿高盛來類比」感到不自在。

他也引用 Spotify 上的一項集中度統計:約 90% 的錄音只賺到約 10% 的營收,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歌曲版權庫收聽次數不到 100 次。他把這與儲存成本、以及平臺壓低分潤的誘因連在一起。但照他的說法,這個誘因會被更大的誘因抵銷——讓訂戶每月心甘情願付 9.99 到 15.99 美元,而不覺得自己被坑。

他由此推出的政治後果是:比起過去的幾次衝擊,創作者如今「利害關係更深」,這也是為什麼產業裡的各個夥伴——唱片公司、詞曲版權方、表演權利組織、經紀人、製作人、代理商——大多時候是同一陣線。他估計這種一致的程度大約有九成。

認證與排行榜是下一道戰線,而「實質上由人類創作」尚無定義

金唱片與白金唱片認證至今仍以 1,500 次串流折算一個單位,Glazier 說 RIAA 還沒真正碰上 AI 的問題,因為它認證的是唱片公司發行的作品,而不是 DIY 上傳的內容。他預期產業最終會確立「符合資格的串流必須是人類的串流」這項要求,但也承認「實質上由人類創作」的定義會隨時間調整,而且詞曲創作與錄音會有不一樣的標準。

排行榜的資格認定已因地區而異。Glazier 說,Billboard 以外的排行榜計畫,在一些國際市場已排除非實質上由人類創作的內容,理由是它會把真人創作者擠掉——比如擠到第 49 名。至於 Billboard,據他所述,仍允許 AI 作品進榜,但會加以標示。

他駁斥「九個字的提示詞就能讓人成為創作者、和詞曲作者或製作人平起平坐」的說法,但也承認工藝的定義本來就會變動。

RIAA 究竟是什麼,以及 Napster 的類比為何只對了一半

RIAA 起初是個技術標準機構——它制定了 RIAA 等化曲線,讓黑膠唱片能在任何唱盤上播放——至今仍在做中介資料(metadata)標準,Glazier 說這對 AI 標示有直接助益。它經營金唱片與白金唱片認證計畫、每年發布兩次產業營收、在大型與獨立業者之間建立聯盟,還有一個全天候的內容保護團隊,與倫敦、紐西蘭的姊妹組織協同作業。全體員工共 46 人。

Glazier 的 Napster 軼事是全集最生動的一段:他被派到各大學校園,勸學生別用 P2P 軟體,有次他跟在全場宣傳 P2P 的 Chuck D 後面,頭上套著垃圾袋走上臺,心裡準備好被丟東西。他說那些和學生的對話是他有過最好的對話之一,並把這些對話直接連到今天關於「歌迷帶動改變、產業卻脫節」的 AI 辯論。

他強調的結構性差異在於:Napster 時期,歌迷與創作者站在對立面,產業則被孤立;到了 AI,AI 公司在一邊,其他所有人都在另一邊。Patel 當年為檔案分享被告辯護,自稱是個糟糕的律師,他把自己的轉變說成一種重新思考——他對混音創作仍懷理想,但也看到平臺從藝術中榨取大部分價值,而創作者分到的卻更少。

未解的張力:權利守住了,供給問題卻還沒有答案

貫穿上述各節的主軸是:RIAA 的策略取決於兩件它無法完全掌控的事。第一,法院與立法者要接受一項新的肖像權,並對訓練用途的合理使用採取狹義解讀。第二,平臺與發行商要真的落實標示與授權條款,藉此壓住流入訂戶的生成音樂數量。Glazier 坦言自己是政策人,不是生意人,而且與 AI 公司之間的授權條款——包括 Suno 接受了哪些限制——他看不到,因為他代表的是競爭對手。

有兩個資料點值得追蹤。其一,依 Glazier 對 Anthropic 申報檔案的解讀,該公司揭露的爬取責任,等於在任何判決出爐前就為訓練資料的問題定了價。其二,Warner 與 Suno 的授權模型若成為範本,戰場就會從法庭轉移到合約條款與平臺推薦演算法——而 Glazier 押注的歌迷行為,將首度在大規模情境下受到檢驗。Patel 的質疑在訪談中並未得到回答:Spotify 過去也曾吸收歌迷的怒火,分潤卻文風不動;因此「標示壓力會轉化為市場壓力」這個假設,目前仍只是預測,而非已被驗證的結果。

來源: Decoder with Nilay Patel (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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