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的終局之戰｜The Ezra Klein Show

Quinn Slobodian 認為，伊隆·馬斯克約 4.5 億美元的共和黨競選捐款並不是在購買政策，而是在鞏固一套早已存在的依賴關係——財務上的、基礎設施上的，以及通訊上的。Slobodian 是波士頓大學的國際史學者，與 Ben Tarnoff 合著《Muskism》。在這場對談中，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拆解這套依賴結構：SpaceX 與 Starlink 作為瓶頸節點、Tesla 與 SpaceX 作為股市支柱、X 作為「思想病毒引擎」、xAI 作為反覺醒（anti-woke）的市場定位。捐款數字與近期選舉的利害關係只佔了開場幾分鐘；整集節目的主體，是在談馬斯克的財富、意識形態與基礎設施如何彼此強化，以及為什麼這種組合並不穩定。

讀者讀完應該帶走三件事：第一，馬斯克身價如何從 2020 年約 390 億美元一路走到約 1 兆美元的具體脈絡；第二，Slobodian 追溯出的意識形態來源地圖（海耶克時代的新自由主義、源自道金斯電腦病毒比喻的「覺醒思想病毒」、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社會邏輯、模擬理論）；第三，那些讓「拆解馬斯克」代價高昂的具體機制——被動指數基金、馬斯克基金會花不完的錢、提議中的「每個孩子一股 SpaceX」計畫。Klein 在好幾個點上提出反駁，尤其質疑：對一個營收仰賴政府的生意人來說，馬斯克這種極度黨派化的立場真的理性嗎？

馬斯克買的是盤根錯節，不是人情

Slobodian 的核心主張是：這些捐款深化的是馬斯克原本就享有的三種依賴，而不是在換取特定合約。財務上的依賴：SpaceX 是全球頂尖科技公司之一，Tesla 則佔了退休基金與散戶帳戶中科技持股的一大部分，所以「你攻擊馬斯克，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攻擊美國政治經濟的支柱之一」。基礎設施上的依賴：SpaceX 是近地軌道近乎壟斷的發射服務商，Starlink 則是戰場行動與偏鄉消費者預設的通訊媒介。通訊上的依賴：X 是一個生態系，在其中他對社會問題的定調「無人挑戰、也無從挑戰」。

Klein 提出顯而易見的反駁：理性的馬斯克應該避險，因為未來若換上 Ossoff、Newsom 或 Ocasio-Cortez 總統，五角大廈對 SpaceX、Starlink 或 Grok 的依賴就可能被視為風險。Slobodian 承認這套策略並不尋常、風險極高，並形容它是兩條路線同時並進。第一條是加深結構性依賴，讓即使敵對的政府也綁手綁腳。第二條是把高度兩極化當成賭注，賭自己會是未來執政聯盟偏好的合作物件——他把同一套邏輯套用在歐洲：馬斯克攻擊布魯塞爾與主流中間派政黨，並與他稱為「政治界的特斯拉」的政黨結盟，例如 AfD 與 Restore Britain，指望它們從邊緣走向執政。

「風險很高，但如果最後你發現自己站在全面治理模式轉變的桿位（pole position）上，潛在報酬也同樣很高。」

六年身價漲約 25 倍，靠的是未來承諾而非獲利

Klein 提供數字：2020 年約 390 億美元，如今約 1 兆美元——六年前的財富大約只有現在的 4%。Slobodian 的解釋是書中所稱的「金融奇幻敘事」（financial fabulism）：估值不看當前基本面或營收，而是建立在「未來能開啟無盡收入」的承諾上。他指出，馬斯克旗下公司的本益比相對競爭對手「離譜到不行」。

Slobodian 堅持，馬斯克底層的成就是真的，也拒絕左派那種把馬斯克貶為騙徒或單純裙帶資本家的誘惑。SpaceX 把送質量上軌道的成本砍了超過 90%；Starlink 有超過 11,000 顆衛星、逾 1,200 萬使用者；Tesla 的電動車與 SpaceX 的發射節奏，實實在在改變了打贏戰爭的能力，包括在烏克蘭。Slobodian 歸功的一項機制是：馬斯克很早就押注去全球化、再領域化的生產模式。SpaceX 把零元件生產收回自己做，不依賴分包商與冗長的採購流程；Tesla 則盡可能把供應鏈塞進同一座超級工廠屋簷下，這讓它在 2020 年各國邊境關閉時，比競爭對手更快回神。

終局是 AI 從位元走進原子

根據馬斯克接受《經濟學人》專訪的說法，他對投資人的說帖是一套「準無限經濟」：建立在大量人形機器人之上，由龐大的數位智慧驅動——「你需要很多機器人」，然後智慧不再只以數位形式存在，開始「塑造原子」。Slobodian 的解讀是，馬斯克工業體系把自己定位在 AI 與機器人的交會點，而不是單純的 AI 實驗室。公司動作也與此吻合：xAI 併入 X.com，SpaceX 接著併入 xAI，馬斯克現在更公開呼籲 Tesla 與 SpaceX 合併——Slobodian 說那會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合併，把原子那一側（人形機器人）與 AI 那一側在 SpaceX 旗下合為一體。

Slobodian 也點出馬斯克對「人類是否握有控制權」的說法。在同一場專訪中，馬斯克說認為自己能控制超級智慧是「虛榮心作祟」，並表示十年內人類仍握有控制權「不太可能」——他把這段智慧落差比擬為人類與黑猩猩之間的差距。Slobodian 指出其中的怪異之處：全世界最有錢的人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過渡人物，把人類歷史交棒給後人類歷史；而歷史上從沒有影響力相當的人，試圖說服廣大群眾接受這件事。

「覺醒思想病毒」是字面上的電腦病毒比喻

Slobodian 把這個詞追溯到 Richard Dawkins——他既創造了「迷因」（meme，1976 年《自私的基因》），也在 1990 年代初提出「心智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在那套框架裡，意識形態與信念是在網路化個體之間移動的離散單位，宗教信仰則可直接類比為電腦病毒。Slobodian 主張馬斯克整套照單全收：政治變成把人與機器網路化成「控制論集體」（cybernetic collectives）的問題，支援、異議與憤怒都隨著迷因的增殖或減少而起伏。

這就是為什麼通訊堆疊如此關鍵。Slobodian 形容 SpaceX 是一個「極端罕見的端到端垂直整合通訊空間」，從聊天機器人一路延伸到衛星；而 X 則被推銷為即時人類情緒的入口——一個「即時新聞引擎、意見引擎、動態與情緒引擎」，能讓大型語言模型（LLM）更貼近當下。言下之意是：誰控制了這個封閉圈，誰就控制了話語。他引用報導指出，英國極右派政治人物 Rupert Lowe 靠一則關於穆斯林與英國文明不相容的 X 貼文就賺進數千英鎊，以此佐證變現機制如何放大最貼近馬斯克本人立場的訊息。

Slobodian 說，隨著 ChatGPT 在 2022 年 11 月問世，馬斯克的 AI 姿態幾乎一夜翻轉。在此之前，受 Nick Bostrom 影響，他擔心的是失控的數位超級智慧（迴紋針情境），Neuralink 向山姆·奧特曼等人推銷時，賣點是加速人機融合，讓「人機共生體」能跑在超級智慧前面。之後，他畏懼的威脅變成「覺醒 LLM」——用 Black Lives Matter、跨性別權利與 Me Too 話語訓練出來的模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Gemini 生成的「黑人開國元勳」影像；而在 Slobodian 的轉述裡，馬斯克表明的恐懼是自己被變成「一個有色人種女性」。xAI 與 Grok 就是反覺醒的解答，以「追求真相」作為對抗 OpenAI 與 Anthropic 的市場賣點。

同理心被定調為西方文明程式碼裡的漏洞

在 Joe Rogan 的節目上，馬斯克稱同理心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弱點」——「同理心漏洞」（the empathy exploit），一個正被利用的程式錯誤；他主張人應該對整體文明有同理心，而不是「文明自殺式的同理心」。Slobodian 把這具體解讀為歐洲極右派的難民與移民論述，並連結到馬斯克鼓吹的「再移民」（re-migration）。在更深的層次，他認為這是否定現代政治思想不得不面對的範疇——民主、人民主權、把人民當作大致平等的個體來關照——把社會秩序當成程式設計問題：異議是待清除的汙染，而不是待回應的論點。

Slobodian 把這連回馬斯克在種族隔離南非的成長背景，但附帶警告：文獻證據薄弱，這種詮釋是一大跳躍，不過「也不算太大的跳躍」。他的論點是：一個享有種族特權的少數群體，從「面目模糊的有色群眾」身旁漂過，會強化「非玩家角色 vs. 玩家角色」的意識；而種族隔離的南非本身運作的就是不對稱邏輯——多數人的存在，僅在於對少數人有用——因此人民主權與相互關懷這類問題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Slobodian 拉出的最鮮明對比是福特主義。Henry Ford 是惡名昭彰的反猶主義者、強烈反工會，但福特主義卻伴隨著集體協商、世代流動、單薪養家模式，最終還長出福利國家——那是一份由抗爭、立法與民主壓力催生的社會契約。馬斯克沒有對等之物。馬斯克基金會的資產規模在美國前十大慈善基金會之列，但 Slobodian 說它經常達不到 501(c)(3) 規定、必須每年花掉資產 5% 的門檻；而就算花了，最近的例子是捐給 Ad Astra——德州 SpaceX 旁邊一所主要為馬斯克員工設計的學校。相較之下，蓋茲基金會不論受到多少批評，追求的是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拯救生命——而 Slobodian 說，若同理心真是覺醒思想病毒，那蓋茲基金會的行徑就該算是徹底感染了。

思想譜系從海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者一路接到智商階級論

Slobodian 的前一本書《海耶克的私生子》（*Hayek's Bastards*，副標為《種族、黃金、智商與極右翼的資本主義》）主張：1938 年創造「新自由主義」一詞的那批人——傅利曼、海耶克、貝克、史蒂格勒——在 1989 年之後是陷入恐慌，而不是宣告勝利。「紅色敵人」變成了「綠色」敵人：溫室氣體引發的早期行動主義，加上平權措施、同工同酬、少數族群性別與女性主義政治的要求再起。那場恐慌，為自由市場捍衛者與文化民族主義者的結盟創造了條件——例如 Rothbard 與 Buchanan 的合流，或 AfD：由一群對歐元不滿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創立，再與族裔民族主義者結盟。

Slobodian 拉到馬斯克身上的主線，是一種信念：大自然分配利益本就不平等，否認這點等於鋪出一條通往奴役的新路，只是這回「鋪的是綠磚與粉磚，而不是紅磚」。他把 1990 年代的智商論戰——Herrnstein 與 Murray 的《鐘形曲線》（1994）——做了更新，但加了個轉折：那本書預言認知菁英會在知識經濟中壯大，低智商的下層階級則成為社會問題，那個年代也帶來了大規模監禁。今天的科技領導層則假設 LLM 與代理會自動化掉大多數知識工作，於是智商只篩選出最頂端的 0.1%——不是認知菁英，而是「認知超級貴族」。

Klein 用這點來調和馬斯克身上看似矛盾的地方：這個人想透過星辰擴張意識、擔心生育率下滑，同時又致力拆解對外援助、緊縮移民。Klein 主張，如果操作前提是一套「誰夠格當主角」的階級排序，這些碎片就會落在一個令人不安、卻自成一格的位置上。Slobodian 補上一條推測性的譜系：馬斯克的 maternal 外祖父 Joshua Haldeman，1930 年代在加拿大是「技術官僚公司」（Technocracy Incorporated）的活躍成員；該組織主張廢除價格體系與民主，以「爾格」（erg，一個人在一生中產出的能量單位）取代貨幣，並交由一小撮工程師菁英分配。Slobodian 強調，沒有證據顯示馬斯克直接受他影響，稱這個連結牽強，但這是最接近馬斯克所描述之理念的現存意識形態。

這個均衡雙向都不穩定

Klein 的收尾論點是：這個安排撐不住。馬斯克與國家糾纏得越深，任何依賴他的地方出現中間偏左勝利就越危險——而他就越必須 either 擊垮對手，或被國家收服。他說明自己並不把烏克蘭 Starlink 的報導當成定論，因為此事仍有爭議、也可能是溝通誤會，但結構性的論點依然成立。他也提到自己不喜歡 Michael Bloomberg 晚近 8,000 萬美元的競選支出，但馬斯克的規模是 Bloomberg 碰不到的——「不是自成一個國家，而是某種具備國家量級的實體」。

Slobodian 的對沖力量是股市。SpaceX 名列股票指數前十大；超過 50% 的美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票，他估計其中 20–30% 透過被動基金間接持有馬斯克旗下事業。馬斯克提議透過川普帳戶，讓每個美國孩子都拿到一股 SpaceX，這會把持有股份的公民比例推向 50%——Slobodian 形容這種結構近乎勒索：「你真的想傷害自己嗎？你要用懲罰我的方式這樣傷害你的孩子嗎？」他點名 SpaceX 的大股東包括安大略教師退休基金、哈佛大學、北卡羅萊納大學——這些機構本身就是政治攻擊的目標。照這個解讀，馬斯克支配地位的根基不是戰場上的無人機開關，而是退休基金那份社會契約。

flowchart TD
    A["馬斯克約 1 兆美元身價"] --> B["財務依賴：SpaceX 與 Tesla 在退休基金與指數基金中"]
    A --> C["基礎設施依賴：發射壟斷、Starlink"]
    A --> D["通訊依賴：X 加 xAI 加衛星"]
    B --> E["敵對政府綁手綁腳"]
    C --> E
    D --> F["議題定調無人挑戰"]
    E --> G["不穩定的均衡"]
    F --> G
    G --> H["馬斯克擊垮對手"]
    G --> I["或國家收服他，例如 Starlink 國有化提案"]

Slobodian 指出，歐洲談論馬斯克的方式比美國務實，他歸因於美國人離問題太近，加上傾向道德化與心理化。他提到歐洲討論的「三個 R」框架：監管（regulation，歐盟路線）、替代（replacement，計算替代方案的成本，通常非常昂貴），以及重新想像這項技術的用途（reimagining）。關於最後一項，他主張 Tesla 早先承諾的電動自主——電動車加太陽能板加電池儲能——在社會意義上比馬斯克此後做的任何事都更有用。他也反駁馬斯克在《經濟學人》專訪中「沒有紅色按鈕可以阻止 AI」的說法：生成式 AI 需要龐大的算力建設，而全美數百項暫停令已經在拖慢它。他引用 Paul Krugman 用兩段電子報專欄討論 Starlink 國有化——援引《國防生產法》與 Montgomery Ward 國有化的先例——作為證據，說明「可控拆解」馬斯克依賴結構這件事，已經上了那些向來不傾向國有化的經濟學者的議程。

模擬理論是自大狂的操作手冊

Klein 提到馬斯克反覆主張我們可能身處模擬之中——馬斯克告訴 Walter Isaacson，他認為機率大約 40%，而同場晚宴上一位物理學家說 0%、一位電腦科學家說 100%——以及馬斯克自己的說法：最不可能的事，就是成為伊隆·馬斯克，造太空船去火星、形塑全球政治。Klein 的解讀是：對一個一輩子在打電動、沒有宗教依託的人來說，「這是一場遊戲、而我的角色是下大棋」這種猜想，是能讓他握有那麼大權力的一種獨特心理素質。

Slobodian 區分兩個版本：一是所有人都是未來文明電玩遊戲裡的產物；二是大多數人是影子人，只有少數是玩家角色——他說馬斯克依循的是後者。他引用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 Robin Hanson 的思想實驗：如果這是真的，人會怎麼行事？完全不在乎他人、把對外援助與福利國家當成 frivolous、盡可能娛樂大眾、盡可能累積財富、讓整個世界繞著自己運轉。Slobodian 稱這是對社會責任的徹底背棄，唯有透過虛無主義式地再確認自大狂才可能成立；而任務就是抽掉支撐這個妄想的支架——這需要外部壓力，因為馬斯克的誘因結構裡沒有任何東西會讓他自己放棄這套想法。

「如果他持續被誘因驅使、沉溺在那些思考方式裡，那他就永遠不會被要求擺脫它們。」

Klein 稍早關於馬斯克與川普結盟的觀察正好呼應這點：暗殺未遂事件後，川普舉起血拳所代表的，是共識導向政治時代之後，陽剛意志重返政治——建設者、工業家、騎在馬上的世界精神。Slobodian 把這種吸引力框成帕斯卡賭注或 Roko 蛇妖式的動態：你越貼近馬斯克的願景，越可能通過篩選；否定他，等於讓自己註定被淘汰。他的矯正之道是：馬斯克壟斷了那些本該屬於集體意志與集體智慧的產物，這就指向改革任務——在不丟棄技術的前提下把他拉下王座，靠的是創造一個「由人民與國家決定，而不是由一個人和他的貼文決定」的故事。

Slobodian 最後推薦三本書：Thea Riofrancos 的《Extraction》，談綠色資本主義所需原物料周邊的政治協商與抗爭；Nick Cernichek 的《Silicon Empires》，把半導體、前沿實驗室、新雲端（neoclouds）與資料中心拆成不同市場區塊；以及 J.S. Tan 與 Clarissa Redwine 的《Against Tech Oligarchy》，是矽谷內部階級組織的第一手紀錄，包括 Redwine 在 Kickstarter 成功推動工會，以及在 Twitter 圍繞馬斯克收購所進行的組織工作。

值得持續追蹤的未解張力，是 Klein 點出、而 Slobodian 始終沒有完全解決的那一個：如果馬斯克這種極度黨派化，對一個營收仰賴政府的男人來說真的不理性，那麼「依賴論」能解釋的就比它宣稱的少，而心理層面——模擬理論、主角框架、同理心即漏洞——反而承擔了更多解釋重量。Slobodian 的回答是：那種刀槍不入的印象本身就是政治工程的一部分，而且 SpaceX 的公開說明書把各國立法列為頭號風險因子。這是個可驗證的主張：觀察 Tesla 與 SpaceX 的合併是否推進、「每個孩子一股」的提案是否成真，以及未來的民主黨政府是否會動用《國防生產法》。